我 与 汪 新 士
[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黑体][size=2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黑体][size=2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黑体][size=22pt]我[/size][/font][font=黑体][size=2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font=黑体][size=22pt]与[/size][/font][font=黑体][size=2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font=黑体][size=22pt]汪[/size][/font][font=黑体][size=2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font=黑体][size=22pt]新[/size][/font][font=黑体][size=2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font=黑体][size=22pt]士[/size][/font][font=黑体][size=22pt][/size][/font][/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size=16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楷体_GB2312][size=16pt]昌[/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6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6pt]少[/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6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6pt]军[/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6pt][/size][/font][/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恩师汪新士先生没留下一句遗言就匆匆走了，走远了。他那对弟子们的教诲，那奏刀挥毫的身影，那扶着眼镜发出的孩童般的笑声，还有那飘拂在胸前的银白美髯……再也听不到了，看不见了，摸不着了，只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在恩师离去的这一年多来，我几乎用了全部可利用的时间来搜集老师的资料，编写老师的年谱，撰写怀念诗文；我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老师的弟子和生前亲友联系，收发了百余封书信，编辑整理纪念文集；我提议成立了“汪新士艺术研究会”，请人为老师塑像，创立了带“中”字的湖北中流印社，向湖北档案馆“书画”名人档案捐献了老师的有关资料，还与师兄弟们提议建立“汪新士纪念馆”。我做这些事，是希望世人能记住他，十年、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能记住他。虽说我已为老师做了一些事，但我对他的思念之情不仅没得到缓解，反而更为加深。我与老师二十一年，情同父子，闭上眼睛，往事一幕一幕展现在眼前，那么清晰，那么亲切。所以我根据我的日记，加上这些清晰的记忆，写下《我与汪新士》。[/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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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4pt]狱 中 拜 师[/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我自幼喜爱书画，读小学（仙桃昌湾小学）、读初中（洪湖水晶中学）、高中（洪湖汊河中学）都是学校的美术员，负责写标语、画刊头、出墙报，喜欢写隶书。中专期间自学中国画，由于没有老师教，一直停留在临摹阶段。1980年7月，我从荆州财校毕业分配到湖北省第三监狱（现为荆州监狱）生产科担任统计工作。有一句谚语“容貌是会衰老的，唯有手艺永远吃不掉”一直铭记在我脑海中，所以在工作闲暇之余，我总想学一门手艺，我想从师学习书画，但苦于找不到指导老师。[/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是偶然，也许是缘份吧，1981年4月30日，我听同事们说监狱建筑工程队（基建队）设计室有一名犯人，叫汪开年（字新士，出狱后以字行），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字写得好，印也刻得好，可惜是右派，又是反革命犯，两次坐牢。因为他有一技之长，领导把他安排在监狱内设的建筑工程队设计室绘图。《湖北新生报》刊登过他的篆刻作品。当时听说后，我非常激动，忙从办公室柜顶上搬下一堆报纸查找，也真巧，我很快找到了1980年10月15日的《湖北新生报》，上面果然发表的汪开年先生的两方印，一朱一白，其中朱文是“颁布刑规扶善安良树正气，执行法纪惩凶除害去邪风”；于是，我立即拿着《湖北新生报》去监狱里面的建筑工程队设计室找汪开年先生。（后来汪老师介绍，这些印不是用石章所刻，而是用绘图纸描出来的，因为当时监狱买不到石章和刻刀。）我不懂篆刻，但我当时想，能登报的作品一定好。[/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我走进设计室很小心礼貌地问：“谁是汪开年？”这时，一位干瘦的老头，光头，门牙已脱，放下描图笔，摘下眼镜，看着我说：“我是，你有事吗？”我忙把找来的两期登有他篆刻作品的《湖北新生报》交给他说：“我想拜您为师。”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我，没说话。我连忙说：“我是真心的。”好一会儿，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刻刀，一块印石，并用刻刀在印石上刻了几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刚刚自制的刻刀和设法弄到的印石。）看到他的举动，我非常激动，很快跑到基建队值班室找到王干事，将我想拜汪（开年）老师学习书法篆刻的想法告诉他。值班干事说，这事他作不了主，并说汪开年案情复杂，两次坐牢，还是右派、反革命。要我去找队长、指导员。说着便把汪开年的狱中档案取出来给我看。档案上写着：汪开年，1923年10月27日生，浙江江山人，身高1.75米，体重48.5公斤，患有风湿、哮喘等疾病。曾划为右派、反革命，1958年3月以反革命罪判刑四年。1971年12月因前罪，加之大搞翻案活动等罪行又判15年，余刑5年。我看着、看着，头一下子蒙了。我当时想，这能跟队长、指导员讲吗？队长、指导员会同意吗？找他学，有没有革命立场不坚定问题？我是监狱团支部书记，天天跟团员们讲要与犯人划清界线，能向他学习吗？他真会教我吗？当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连夜写了一封5页纸的拜师信，第二天清晨（1981年5月1日）我进监狱，趁其他人没看见，便偷偷地把信拿出来给汪老师看。并说，您看后给我当场烧掉。（后来汪老师“右派”、“反革命”平反了。每当回忆此事，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后悔。）汪老师很认真地看完信后高兴地对我说：“你每天只要有空就来，我教你刻印。”从此，我跟随汪老师学习书法篆刻一发不可收拾。不论是酷暑、严冬，还是节假日，甚至恋爱、结婚、当上了父亲，我仍然坚持每天白天抽空去学，晚上七点钟后进监狱向汪老师求教，直到深夜，并且经常通宵达旦。[/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汪老师出狱之前，我大部分业余时间是和他在一起度过的，当时监狱基建队设计室在监狱内纺织机械厂二楼。我在监狱生产科担任综合统计员。因为每天都要到机械厂等处搜集生产进度表，所以我每天上午、下午都有机会进监狱到汪老师那里“上课”。我的办公室离工程队设计室约两百米远，为了不影响工作，我一会儿到汪老师那里学篆刻书法，一会儿到办公室办事。为了节省时间，途中常常慢跑，也许是那个时候养成的习惯，我至今上班、上楼还喜欢慢跑。汪老师是设计室的描图员还能搞简单地设计，他不仅字写得好，而且特别认真。设计室分配给他的任务，他都能认真、按时完成。只要我一去，汪老师便放下工作，给我批改作业，或是拿着放大镜将我刻的印蜕与原印对照看，或是把我刻的印抹上石粉再动几刀加以修改。若工作太忙，他便在我的印稿上用笔点出数处，要我体会、修改。[/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我到设计室特别小心。有一次，我将晚上篆刻印送给汪老师指教，走到楼梯口，听到了指导员的声音，我赶紧下楼溜走了。设计室里另三人全是犯人，他们都是老牌大学生，设计水平很高，与老师关系相处也比较好。我每次都去设计室，他们不忙时，我就多呆一会儿；他们忙时，我去了便走。他们看我爱学习，也很讲礼貌，因此从不给我和汪老师为难。虽说我是警察，但我很尊重他们。[/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在狱中，老师不仅教我学习书法、篆刻，而且教我认真做人。老师常说：“要使书法篆刻作品自然脱俗，首先人要脱俗。做人比学艺难，人做不好，艺不会学好。”还常告诫我：“人生短促，生命有限，人世无常，艺术永存。”要我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更多地用到学习上，用到艺术创作上。狱中学艺，使我获取了别人无法获得的知识。[/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3[/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10月16日，我旅行结婚到杭州，由汪老师堂侄汪含芳先生引见，拜访了老师的师兄、浙江中医学院教授、书法篆刻名家林乾良先生，林教授见到我们十分高兴，询问汪老师这些年来在监狱的情况。他对我说：“一个人一生有走好运的，有走坏运的，你是走了一个大好运，汪先生不是因为‘文革’坐牢，你不说拜师，就是连见他也很难。就算你拜他为师，他也不可能几年如一日，每天十多小时手把手地教你，你要好好地珍惜。”[/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关于我在狱中拜汪老师为师学习书法篆刻一事，邱声鸣先生发表在2002年第1期《名人传记》上的《西泠印社成员汪新士传奇人生》一文中，曾以《狱中收徒传艺》一章记录了此事。[/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首 张 合 影[/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在我与汪老师的交往中，有许多珍贵的合影，如1982年6月，时任荆州师范专科学校书法摄影教师的鲁家雄（后也成为汪老师弟子），在狱中拍下的汪老师教我刻印的照片。照片上老师上穿春装（囚衣），下穿短裤，本来穿的是穿的背心短裤，为了照相，临时套上一件春装，光头上刚长出发桩，面带笑容。后来此照片老师编入《新士金石书画集》。再如1987年11月湖北首届书法现场比赛，如画家陈秀英拍摄的我与汪老师同桌参赛，周边围满了观众的照片；还有1984年12月27日汪老师假释的那天，他在我家抱着我的小儿昌明坐着，同我和我妻子冯平的合影。但最令我难忘怀的还是我与汪老师的首张合影。[/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那是1981年9月19日，星期六，荆州监狱基建队设计室急需购买一些绘图用品。设计室安排熟悉业务的汪开年去买，但要有民警督随。那天基建民警因手头有事离不开，正好我在他那里，朱队长看到我便要我帮忙。带犯人出狱办事是有很大责任的，关键是怕逃跑。但我了解汪老师，我不担心他逃跑。我看得出，老师很乐意我带他出狱。本来在荆州城内就可以买到，但汪老师出监后，提出到沙市买，沙市离荆州城有好几公里路，要坐好几站公汽才能到达。我同意了老师的意见。到了沙市，老师又提出说先到中山路沙市二医院，起先我还以为老师要看病，但一转念我就明白了，他是想通过在二医院工作的二女婿任全方去见十年未见的二女儿汪新立。结果任医生出诊，两人都没见到。显然，老师感到不快。我们便去买绘图用品。当走到中山路时，老师突然在一家“显容照相馆”门前停住，说：“我们去照一张合影吧。”这一下子可把我吓住了。我当时想了许多：我拜师学艺是偷偷摸摸的，别人都不知道，这一照，万一被人看见了，不就留下把柄了？老师当时除是罪犯外，还是“右派”、“反革命”，而我是革命干部、人民警察、监狱团支部书记，合影后会是什么结果？我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这时汪老师已走进照相棚与摄影师交谈起来。我当时来不及决策，就先跑到照相馆外边观看马路两头和对面有没有熟人，随后赶紧站在老师背后与老师合影。照完后老师说：“过去吴朴堂与王福庵师生有这样的合影。”也许是紧张的缘故，我们的这张合影照得并不理想。老师身体瘦弱，光着头，皮包骨的脸上最突出的是那高高的鼻梁和一双惊愕的大眼睛。而我那格外紧张的神态也被记录了下来。付完款后，我拿到取相单，赶紧和汪老师离开了照相馆，买好绘图用品回到了监狱。[/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当天晚上我睡不安神，总怕这件事泄露出去。第三天清早我便到照相馆取回了照片，一式三张加上底片。我拿了一张进监偷偷给老师看。我说：“这照片放在您这里不方便，先由我保管，以后再给您。”老师同意了。我急急忙忙回到家，想办法藏照片。照片藏在什么地方为好？是夹放在书里，还是存放在抽屉里？都不行。放在空墙里面也不行，容易霉烂。后来我看到我的一本带盒子的影集，眼睛一亮，突然有了主意。我找来一张与影集盒底一样质量的白纸，剪成盒底一样大小的两层，把照片和底片放入盒底，然后十分小心地用浆糊把两层纸粘上去。别人看起来绝对不会以为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因为经我粘贴过的盒底与原盒没什么两样。完了，我再把影集放了进去，这件事我当时连妻子冯平也没告诉。[/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2[/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4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为汪老师1958年“反革命案”平反，并免予坐完剩下四年牢的刑事判决。1983年5月，中共郑州铁路局委员会为汪老师的1958年“右派”案平反。那时我才用小刀片把粘贴的纸弄开，偷偷地看了看照片，然后又封上。这张照片直到汪老师假释那天我才给老师，并又添洗了几张发给了师兄弟们。[/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阁 楼 学 艺[/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老师除了教我学篆刻外，他又重启刻刀，开始创作。这样，教学与创作有时多少会影响别人休息，值班干警曾几次提出过批评，要他收刀不干。但老师仍然在工作之余坚持他的做法，值班同时因碍面子，不便给我发难，便罚老师锤砖渣。1982年1月的一天，天色阴沉，不一会儿，天空飘起雪花。当时正好轮到我值大班，当我巡视到一片刚拆过的旧平房空地时，发现前面蹲着一个人，正在吃力地锤砖渣。我走近一看，正是汪老师，我问清由来后生气地说：“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您呢？我去找他们。”汪老师看了一下我，淡淡一笑：“不要去找了，锤砖渣可以暖和身子。”说完又继续一锤一锤地锤了起来。我已记不清当时我对老师还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心潮难平。老师心如止水、代我受过，宠辱不惊的心态，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当天，我将此事告诉了我的女朋友冯平，冯平立即熬好鸡汤，我通过值班干警同意，当晚送给了汪老师。老师见到我送来鸡汤，笑着说：“谢谢你。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后再不要这样了。我之所以教你学篆刻，是因你学艺心诚，也考虑到我已风烛残年。”并用钢笔在纸片上给我写道：“坎坷半生知己少”，“不迎合流俗”，“以待知者看”，“也许在我身前不会有什么人对我的作品作全面的评价，惟有等到千古之后，如有知音之论，希望你能奠祭无忘告乃师，以慰在天之灵！”这张破旧纸条，我至今珍藏着。22年来，我忘不了老师为教我而受过的情景和老师虚怀若谷的襟怀。每忆及此，我就心痛落泪。特别是老师逝世后，当年老师雪中锤砖渣的一幕，更时时浮现在眼前，我便写下了《锤砖图》：[/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苦雨凄风雪渐深，锤砖声声恻吾心。值班巡走闻声望，短发囚衣布雪尘。锤落声起随风远，孤身心平任雪侵。恩师授艺遭责罚，见此谁人无泪痕！我心忧痛欲寻警，师但笑言可暖身。追思往事心犹痛，承传西泠报师恩。”[/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经过这些事之后，我在汪老师那里学艺更加谨慎起来。一天晚上，我进入设计室，其他犯人已休息去了，汪老师非常高兴地告诉我：“有办法了，学习的地方解决了。”说完，汪老师便用活动木梯带我从50公分见方的门洞里爬上设计室顶上的阁楼住处。当时因工作需要，监狱允许医务员和设计室的犯人可以不住在监狱号里，汪老师一人被安排在设计室顶上的三角形阁楼里住。楼顶两边矮，中间高，约7平方米。原来只放了一张木板床睡觉，现在床边又多了一张用砖搭起来的、上面放着一块约80公分长、60公分宽、3.5公分厚的桌面。这些旧砖，老师说是他在狱内到处检来搬上来的。桌板反面钉了三根木条，桌面上垫上了厚厚的一层旧报纸，最上面是一层白色加厚的绘图纸，桌沿钉满了图钉。另外，汪老师用木板自制了两个小凳。看到这一切，我既高兴又心疼：老师为了能教我学习，可以说费尽了心思。我在新课桌前坐下，汪老师对我说：“你是我收的第一个入室弟子。这地方神不知鬼不觉，是狱中学习的最佳地方。”就这样，除了老师搞政治学习或因工作忙集体加班外，一到晚上，我就偷偷溜进设计室，用活动木梯从50公分见方的门洞爬上阁楼老师住处，然后取上木梯，盖上木板，用衣服遮住圆形排气窗户，点着玻璃罩煤油灯（后汪老师托狱友接上了一根暗电线到阁楼上，安上了电灯，煤油灯以备停电用，因为到转钟一点，生产区会熄灯），经常学习到天亮。[/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就这样，老师教我写字、刻印，还教我怎样修饰印章，怎样敲边。老师说：吴昌硕苍茫，黄牧甫秀雅，一个主张敲，一个反对敲，敲不敲要看刻什么印。当然，古劲苍茫要敲，工整秀美可不敲。敲边是为了透气，是为了自然。不要对着笔划的两头敲，也不要上下或左右对着敲，印章边框要与全印统一。[/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对于如何刻元朱文（圆朱文），老师说：“初学可以先刻得粗些，再慢慢细心修改，有些笔划刻断了也不要紧。等到熟练了，要尽可能一刀到位。刻印前一定要先查字典，因为篆字离我们年代久了，有许多字不查字典容易弄错，会贻笑大方的。”[/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关于钤印，老师说，打印泥时，右手捏着石章，用大拇指推着向外转；左手托着印泥缸向内转，这样印泥打得均匀。印钤在纸上后一张张摊开放在柜子里，不动它，待完全干后再收拢。老师在指导我仿封泥印时，要求封泥文字中的泥点不要留得太多太均匀，要有聚有散，似有似无。[/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在阁楼上课最难过的是夏天，气温高，不通风、蚊虫多。最好过的是冬天，有时我学到深夜，忘了时间，监狱到凌晨1点后便锁上大铁门，干部也无法进出，我出不去，便在这小小阁楼上同老师一块过夜。天冷了，老师便把自己私藏的电炉打开，用小刀将早餐留下的馒头切成片，放在电炉上烤了，两人分着吃。老师笑着对我说：“我是在带你这个研究生，既教你刻印，又教你烤馒头。”我们边吃边谈边笑，好不快乐。上课时没有黑板，老师将包装描图纸的黄色牛皮纸剪成八开大小的纸片，用钢笔直接在纸上授课。为了晚上方便，老师还特地从基建队找来一只小泥桶拿上楼，用来小便。有时是我提下来倒掉，但多数时候是老师主动清洗的，老师说怕别人看到我不好。现在想起来，狱阁是最好的学习地方，在上面没有私心杂念，没有奢望，只有教与学。现在像这么能安静学习的地方怕是难找了！为此，我也写下拙句《狱中孤灯》记述了当时境况：[/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最爱夏夜狱中静，始是求知好时辰。活动楼梯钻上阁，收梯盖板心方定。阁楼孤灯伴双影，浑忘狱中寂与宁。汗水频滴任它去，蚊虫何恨满身叮。师因劳累久，欲卧无依凭。桌边凳上睡，孤灯到三更。万籁俱寂灯不语，独此鼾声伴刀声。忽然石崩惊师梦，修改拙印到天明。”[/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我在跟老师学习书法篆刻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时常会有同事传话要我与汪新士拉开距离，注意阶级立场。但并没有领导直接为我向犯人学习书法篆刻而批评过。我记得1982年3月的一天晚上，基建队一名值班民警到我家找我，说进监内有点事。我忙跟着进去，结果是基建队指导员突击搜查了汪老师工作的设计室，将汪老师的刻刀、笔墨全部用一个白色编织袋装到中队里，里面有汪老师给我题的“昌少军篆刻”字样，指导员质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汪开年拉拢腐蚀你，只要与你无不关，我们再去找汪开年问。”我忙说：“是我要他写的”。指导员说：“那好，明天我们向政治处反映。”正在这时，有一位监狱领导进来了，他问了缘由后，说：“这与昌少军无关，他学习篆刻我们知道。”就这样，领导要我先回去了。当时，我跟汪老师学习篆刻的事，监狱领导和同事们大多知道，我曾把向汪老师学习篆刻的事告诉过他们。事后老师不仅没被责罚，还将那些工具归还给了他，我们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了关。后来因为汪老师教学名声越来越大，犯人开始叫汪老，时间长了，民警有的也叫汪老师，于是汪老师教我也就方便多了。时至今日，只要我到狱中学习，我就会想到这位监狱领导，并从内心深处感激他。[/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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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狱[/size][/font][/b][b][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b][b][font=宋体][size=12pt]中[/size][/font][/b][b][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b][b][font=宋体][size=12pt]镶[/size][/font][/b][b][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b][b][font=宋体][size=12pt]牙[/size][/font][/b][b][size=12pt][/size][/b][/align][/align][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
[font=宋体][size=12pt]人们一提到监狱就会感到恐惧，其实监狱的犯人除了服从劳动教育改造外，他们有自己的乐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后，监狱经济条件也得到改善，每个犯人无不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汪老师在狱中镶牙便是一事。[/size][/font][size=12pt][/size]
[font=宋体][size=12pt]汪老师在狱中身体一直很差，他很少直着身体走路。61岁时，大部分牙已脱，只剩下几颗板牙桩子，讲话声音变调，不能吃硬东西。我记得有一天，我从武汉出差回家，同事们在仙桃毛嘴下车买毛嘴特产“毛嘴全鸡”。我也买上两只。回到家里，看时间已经5点40分了，我赶紧用塑料袋装上一只，再用报纸包上，经过值班民警同意后带进监内。这个时候正是犯人吃晚饭的时候，整个操场到处是人，有站的、蹬的、坐的，有的三五成群蹬在一块边吃边谈，有说有笑以水泥地当桌。今天是蒸肉（每周二次有肉）。因为犯人太多，加上都是光头，穿的都是浅灰色带白杠的囚衣，一下子很难找到汪老师在哪儿，我便从大操场穿过，来到监狱犯人阅览室，阅览室有和汪老师关系蛮好的犯人。见我来了，对我热情招呼。我要他把汪开年找来。他的本事真大，几分钟后，老师就到了阅览室。老师用的是瓷碗、木筷，碗盖上是蒸肉，肥肉没吃，因为老师患过肝炎，厌油。我赶快把“毛嘴全鸡”打开，老师接过全鸡，冲我笑了笑说：“我没有牙齿，吃不动。”这时我才明白。“全鸡”被老师当场被他的狱友。[/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由于汪老师说话、吃饭困难。汪老师到狱内医院检查后将结果报告给基建队民警，第二天老师就接到监狱领导、狱政科、基建队三级签批的外出就医报告单，于1983年8月2日上午由基建队民警带老师到荆州医院拨掉了剩下的牙齿，并镶上了假牙，老师好高兴。对于这件事，老师1983年8月4日给汪乐夏的信中曾提到过：“我虽然比以前更忙，但心情舒畅，精神很好，没有什么病，牙齿全部拨完，政府为我花了三十六元已镶好，可以吃花生了。1948年你祖父从杭州镶了牙齿回大陈，坐在堂前吃花生，你妈几次谈起他老人家自得其乐地吃着花生的情趣，我和你二叔都听得津津有味！”的确，当时36元是很值钱的，我当时的工资只有29.5元。[/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象这样的事在狱中也就多了。[/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980[/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0[/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月[/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5[/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日老师在狱中创作的一方发表在《湖北新生报》上的白文印“展望国内形势喜溢眉宇，落实党的政策甜透心窝”，便流露出他对党和政府感激这情。[/size][/font][size=12pt][/size]
[font=宋体][size=12pt]镶有假牙后，每天都要刷洗多次，睡觉前取下用牙刷刷干净，有时没有牙膏就用洗衣粉或肥皂刷洗，然后放进装有清水的罐头瓶里。[/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假牙是粉红色，有点象猿人头骨上的牙齿，汪老师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也把假牙放进玻璃杯或碗里。2岁多的昌明看到后有一点害怕，就问她妈妈那是什么？汪爷爷知道后，有一次从玻璃杯里取出其中一块来逗昌明玩，吓得昌明躲在门角里直叫，逗得汪老师大笑。后来老师在一次书法篆刻讲习课堂上，不知何故突然将自己的上片牙取下，用刻刀在牙上戳了戳，然后放进口里，弄的学员一阵笑声。老师便风趣的说：“你们不要小看这副假牙，吃硬东西你们的真牙不一定比的过。”学员们再一次哄堂大笑。[/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这一副假牙老师十分爱惜它，一直用的老师去世。[/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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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宋体][size=12pt]为 师 发 信[/size][/font][/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老师曾对我说：狱中最难熬的时间有两个：一是晚上，一是节日。有时我也在想，老师是靠什么抵御那漫长的孤独与寂寞？我从老师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他是靠追忆、靠希望。每当我跟老师学习书法篆刻时，老师常讲那讲过无数遍的往事，如：如怎样跟舅父余绍宋学习书法，怎样先后拜韩登安、王福庵、丁辅之、唐醉石、马公愚为师以及加入西泠印社、东湖印社的往事等，并对自己能早日自由充满希望。老师对自己的艺术作品是那样的情有独钟。在我开始学习的时候，我并不懂得老师书法篆刻作品的价值，后来才慢慢地开始有了欣赏能力，并能说出老师艺术作品的一些特点来。[/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老师在狱中外表看起来总是乐观的，但他内心是孤独的，他多么盼望见到亲人！1980年8月，汪老师终于与中断15年的侄子汪乐夏及小他一岁的堂侄汪含芳恢复了通信联系。这对他是极大的安慰。汪老师1981年2月4日除夕深夜在监舍给侄子汪乐夏的信中写到：[/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乐夏贤侄：……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不会背什么思想包袱，更不会影响工作情绪，何况现在与你和含芳恢复了联系，对我关怀，互相切磋学问，比原先精神上有了更大的寄托，余愿足矣，无复他求。我在此不愁吃、穿、用，有零用金、奖金，还有稿费，虽然比过去的工资少得多，但却用不完。故有余钱可订购《书法》、《西泠艺丛》等书籍，得到美的享受，亦一乐事也。现在正是庚申除夕，又是辛酉立春，适逢你二叔花甲之年，不知他和超黎表伯有无消息？刚看完《神女峰的迷雾》影片。现在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玩扑克牌，有的弹奏乐器，我则欣赏你寄的《西泠艺丛》，发现吴昌老的西泠印社记中有‘乐’、‘夏’、‘篆刻’四字，可把它拼集描在一起，作为你《印评》的扉页，我在其左侧题曰：‘集先贤吴老社长手书，题为乐夏贤侄印稿’。真是巧合，乐趣无穷。”[/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如果不说明这封信是在监狱里写的，怕是谁也不会相信，一名又坐了十多年牢、年已60的囚犯，他的平静心里想的竟是艺术，真令人钦佩！[/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我向汪老师学习，天天与老师交往，时间长了，我与老师之间的感情加深了，我从内心里总想帮助他做点什么。即便这样，我和老师在狱中的交往都十分谨慎。我作为一名警察，对法律以及监规队纪是十分清楚的，应该说我从没做违反法律和监规的事。有一天老师突然提出要我把信带出去发，我一听感到十分惶恐，老师觉察到了我的表情，对我说：“信里面没什么，只是由中队发，要进行审查，耽搁时间。”我知道过去有些信中谈书法篆刻的事，个别警察不懂，竟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曾被扣留，但我并不愿做这种违规的事。师命难违，老师把信递给我，我赶紧装进棉衣袋里，匆匆回到家里。[/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我躲在家里把信拿出来一看，发现汪老师这封信是给他侄子汪乐夏写的，地址是衢州市汪村公社初中，信已封口。我拿着信不知如何是好。过去我在中队值班的时候，经常检查犯人的出入信件，凡是有可能违反监规队纪或可疑的事都会扣下并与犯人交谈。以便了解犯人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工作。老师的这封信中有无问题呢？但私自拆信是一种违法行为，更何况是老师的信！不拆信，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影响我个人是小，影响了单位怎么办？我是警察，应该负责任。但没经老师允许就拆，这对老师尊重吗？拆后必然会有痕迹？收信的人会怎么想？最后，我还是毅然决定拆开看看。我在想，如果有大问题，一定要向领导汇报。[/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怎么拆？当时天气很冷，我先将干净毛巾湿水后放在信封口，让封口受潮。信封是白色的，纸比较薄，是用面糊或胶水粘的。几分钟后，取掉湿毛巾，用双面“牛头牌”刮胡刀片轻轻地将封口挑开。在挑开的过程中，怕刀片把中间划破，于是我又慢慢地用口哈气。老师教我在冬天里钤印时，因为天冷印泥干燥，钤出的印蜕颜色不红，不厚重，要将打好印泥的印章哈口气，这样可增加印泥的温度，盖出的印鲜艳、厚重。老师教我“哈气钤印”的方法，被我用在了拆信上了。我正在拆信时，妻子冯平下班回来了，我赶紧把信往抽屉里塞。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其实有些事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何况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冯平说：“你鬼头鬼脑做什么？”我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她。冯平问我：“你好笨。用针挑。”说着她从针线盒里拿针给我，剩下没撕开的地方，我一边哈气，一边用针挑，很快信就弄开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因为编辑《汪新士纪念文集》时，老师在狱中写给他大哥的儿子汪乐夏的信均由乐夏复印寄给我，其中就有我为老师发的这第一封信。现将该信全文录下：[/size][/font]
[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大哥、吟姊：[/size][/font]
[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上月收乐夏10月22日来信，当即回复，至今月余，不见音讯，可能又未收到。近半年来，与乐夏通信，常有遗失，不知何故，致使彼此盼望，影响情绪。真也无可奈何！[/size][/font]
[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我多次给我儿女们写信去，均置之不理。上月初就在信封上写给他们的母亲收，却原封退回，注明：“迁移，新址不明。”是真是假，尚未可知，只得请含芳转托霖霖子的继母吴玉兰就近去查访。至今也有半月，还未见结果，不知他们迁到哪里去了。[/size][/font]
[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乐夏于前信说，他给我儿子去信，也不见回音，并说：“或许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去信，也不见得能说服他们，但不妨试试。”不知又试过否？试的结果是否又是失望？乐夏为之安慰我。[/size][/font]
[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又说：“以后新生，您就回到衢县来，同我父母住在一起。”并希望我“自己多保重一些”。看到他这些话，不禁使我动容良深！我赠给含芳的诗句有“坎坷半生知己少”的感慨。确实，九年来无人与我通信。去年底他和含芳不谋而合地到处打听我的地址，总算“中辍琴弦重延续”，如愿以偿，给我以莫大的慰藉。现在，乐夏将心比心地关怀我的归宿问题，我深切地体会到，绝不是一般的客套之言，而是经过你们共同商讨，出自肺腑之音，给予真正的同情，怎能不使我有惟同胞骨肉最亲的深切之感呢？记得十四年前写诗祝五十寿辰，有“如父长兄春晖意”之句，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亲切之情，其实在几十年前就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而今我也将届花甲，在目前的处境中，其感受自然就更深刻了。时届冬令，对大哥的气喘，时在念中，不知服热参片效果如何？知吟姊较清瘦，必为操劳过度所致，深为惦记。[/size][/font]
[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我在此一切都好，除牙齿有时发炎外，什么病也没有，可请释念！[/size][/font]
[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盼乐夏从速回音，即祝[/size][/font]
[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俪安！[/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
[/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三弟：开年顿首[/size][/font][/align][/align][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1981[/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年11月29日[/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读着、读着，我联想到汪老师前不久抄给我他写的两首诗，顿时心酸、心痛，我记得我当时落了泪。这两首诗是：其一，《赠大姊云仙》：[/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自幼相依姊弟情，眼帘时现梦魂频。云天仰止舒积想，仙鸟南飞递佳音。万里悬怀如母泪，比邻寸草似儿心。欣闻银鬓身犹健，遥祝春晖岁岁新。”[/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其二，《赠大哥荣年》：[/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明月床前手足情，未逢佳节亦思亲。登高望断东流水，入梦神游异地人。如父长兄春晖意，比邻千里岁华新。欣看犹子承先德，且喜识途顾后尘。”[/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读完后，我将信小心翼翼地封好。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到邮局投进邮箱。老师在信中谈到，自己在狱中九年，没有一个亲人来探监，也没有一个人来信。老师的大女儿、儿子在武汉，二女儿单位与老师所在的监狱在同一座城市，却没有来看他，不是不愿看，而是不能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如果不划清界线，不仅受牵连，甚至会招来厄运。当时像这样的情况何只汪老师一家呢？对此我曾写下《狱中思亲》，以记录对当时的感慨：[/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囹圄思亲春复秋，只缘骨肉逼为仇。比邻犹隔千万里，一梦故乡一泪流。”[/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在狱中，不管是老师还是其他犯人，我都要采取同样的方法，对应该拆的每封都要检查（给上级法院、检察院的信件除外）。我拆开过的信不知对方是否觉察到过？但我知道老师从未觉察，一是我拆信时格外小心，再是老师有时接过我给他的信就撕，根本没看信是否被人拆过。[/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关于我为在狱中的老师发信一事，老师也非常小心。他在1983年8月4日给汪乐夏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今后写信，一般仍寄信箱（当时犯人通信的信箱是：鄂荆字三号信箱基），只有不便说的事可寄小冯（冯平）收转，信封上不写我和小茂（昌少军）的姓名，也不写你的真实地址和姓名，以免惹人注目，防止出问题。”虽然老师写的信都是谈的家常、谈的艺术，但在当时也可能把艺术当成“封”、“资”、“修”。今天读起这些信来，使我更加怀念老师。老师当时是爱护我的，但我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并不为我私自拆开老师的信而忏悔，我是爱老师的，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会记住老师无私、无畏地对我的教诲。今天说出这些隐秘，希望曾由我传递信件的汪（含芳）伯伯、汪（乐夏）大哥能谅解我，也请走远的老师宽恕我。[/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老师在狱中是自由的，很少顾忌，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有一颗永不磨灭的童心。他高兴时就会自发地唱歌，他在狱中唱得最多的歌曲是《北国之春》。“亭亭白桦、悠悠碧空……，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能回你身旁……”这首歌老师几乎每天唱。老师懂音乐，钢琴弹得很好。自由后，不论到什么地方，只要见到钢琴，老师都会欣然弹几曲，但每次必弹《北国之春》，边弹边唱，这几乎成了老师的弟子们和听他唱歌人的一种享受。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到老师在狱中唱这首歌，不象在外边那样高亢，那样豪迈，而是低沉回环，时常含着泪花。他渴望早日回到可爱的故乡，早日见到久别的亲人，他渴望自由。我深深地感觉到老师的狱中岁月是生活在爱与希望之中，这是他能健康地回到自由，并辉煌走完人生之路的动力与源泉。[/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汪老师在弟子们眼里和蔼可亲，的确，老师很少对学生说狠话。但在狱中他可是有名的爆脾气。也许就是因为他这种个性，他在狱中没得什么大奖励。假释前，没减过一次刑，以致汪老师侄子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我的祖母连生了四个女孩后，才开始生男孩，后生三个儿子，我的三叔（汪新士）是七个姐弟中最小的一个，我的祖母非常溺爱他，所以三叔少年时十分调皮，甚至是顽劣。三叔出狱后，第一次到衢州，我母亲曾含泪对他说：‘开年，年纪（63岁）大起来了，要识时务一些，好好过日子。’我三叔深情地回答说：‘你是我的大姐，又是大嫂，又是老师，你说，我听。’”可在狱中时，老师的确做了一件当时让我难以理解的事。在狱中，由于汪老师在篆刻上的教学名气越来越大，许多干部、甚至犯人都找汪老师刻印，汪老师从不拒绝。唯独有一个人的印他终生没刻，那就当时监狱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托主管汪老师的干部找汪老师为他刻印，当即被老师拒绝了。我对老师说：“您目前正在申诉，又在报假释，人家是求之不得，您为什么不刻呢？”老师顿时铁青着脸说：“他就是剁掉我的手指，我也不会跟他刻！”事后很久，我才从其它犯人那里听到，这位领导“文革”期间曾把他不当人看，侮辱过他的人格。这位领导曾如何不把老师当人看，如何侮辱老师的人格？我没有继续找犯人打听，也从没有再问过老师缘由。那位领导早已作古，现在老师也已离开了我们，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已无从查找。但我知道老师已是嫉恶如仇，怀恨在心了。这也许正是老师常给我们讲的“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吧！对此我已是刻骨铭心。[/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在狱中，我见到老师每天都必须做一件事，那就是每天都要撕下桌上的活页台历。以前我从没注意，有一天老师撕下台历后，不经意地说了句：“还有925天。”我问老师：“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老师说：“记得就撕，没什么意义。” （我计算了一下，这是老师将要出狱的日子，还剩下两年6个月12天）。我深深地感到，老师在狱中就是一个“盼”字，他盼望见到亲人，盼望回到故乡，盼望社会对他人生价值和艺术成就的认可。[/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也许正是因为对亲人的爱的渴望，才使汪老师忘记了漫无边际的孤独与寂寞。[/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助 觅 亲 人[/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风气的好转，监狱的环进逐步完善起来。我从汪老师的言谈中得知，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已十年没见面的一男三女四个孩子和已离婚的妻子。[/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老师一生是十分凄惨的。老师下放到钟祥劳动期间，师母张明珠原在武昌铁路小学任教，为了孩子的前途，汪老师忍痛与师母离婚。在他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打成反革命被捕时，大女儿才八岁，小儿子才两岁，全靠妻子一人抚养长大。老师在狱中常因无力供养而深感内疚与痛苦。[/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老师对我讲这些事情，虽然没有说明他想见他的儿女们，但我知道他内心深处是多么盼望他的儿女们能来看他。我对老师说，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您在这里；即使知道您在这里，也许不方便见。在当时的背景下，汪老师既在坐牢，又是右派、反革命，如果不彻底与他划清界限，对他的子女们的前途肯定是不利的。后来老师对我直说：“你以后去武汉，顺便到武昌徐家棚四美塘打听一下，看我的老家搬迁没有。我的妻子张明珠，曾在武昌铁路职工子弟二小教书，不知是否退休。”[/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1[/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8月22日，我第一次到武汉出差，住在汉口荆州监狱驻汉办事处。办完事后，我便到武昌找四美塘。因为是第一次到武汉，我摸不着路，先是在汉口武汉关坐轮渡，到站应该是余家头，结果我上错了船，下船后是中华门码头。我只有见人就问，才又坐上到余家头的公共汽车。下车后我就找四美塘。但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后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武昌铁路二小。因是暑假期间，学生老师都已放假，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位知情人，问他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张明珠的女教师。老人说：“就住在附近不远。”说完就走了。就是这个“住在附近不远”可把我找苦了（后来才知道“四美塘”已改成杨园村），从早晨8点半出发，一直找到下午3点还没找到。[/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说来也巧，下午4点左右我遇见了一位姑娘，她说我要找的人就是她的母亲，于是她很快把我带到了她们家。姑娘叫汪新进，1953年11月29日生，是汪老师的三女儿，她为人热情、大方，我一进她家门，她便给我搬凳、倒茶，要我坐下休息一会儿再说。由于汪新进的热情、真诚，使我这个陌生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我便向他介绍了他父亲在狱中的生活、工作以及格外想念他们姊妹的情况，她边听边落泪。这时一位年过半百的大娘进屋来，我立即站起身向她打了个招呼，问道：“您就是师母吧？”汪新进说是。师母曾在武昌铁路二小教书，任班主任、语文教师，现在放暑假在家休息。新进向她母亲介绍说我从荆州监狱来，并将我刚才讲给她听的情况简要复述了一遍。师母神情冷漠、毫无反映，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我们与他已没有来往，他的事我们不想管。”说着便进了另一个房间。师母这样是非常正常的，肯定恨汪老师给她、她的子女及家庭带来的不幸。[/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这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了，一个小伙子回来了，他叫汪迎超，是汪老师的第四个孩子。他对我不错，我们三人说个不停。不觉已到6点钟了，我要告辞，并说下回再来。他们姐弟俩硬是留我在家吃饭，我没法推托，只好客随主便。他们家住的是一间平房，面积多大我也没问，只知道客厅很小，约4-5个平方米，厅里放了一张不到一米见方的小矮桌，周围放着两把矮木椅和几个小矮木凳子。屋子很暗，不通风。汪新进在厨房做饭，我与汪迎超交谈。得知师母这10年来带着四个孩子过日子，真不容易。她们姐弟还告诉我，大姐汪新一在汉口胜利街79号卫星塑料印刷厂当工人，家住汉口江岸区二七新三村161号，还有一位二姐叫汪新立，在沙市市卫生局食品办工作，中共党员。师母并没有同我们一块吃饭。我离开他们家已是晚上8点多了，他们姐弟俩送我到余家头船码头，我便顺利返回了汉口民意一路监狱汉办。[/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这夜我睡不安神。我在想：中国人生活都艰难，在监狱中难，在外边生活也难，都在过苦日子。第二天清早6点，我便乘车返回了荆州，直接进监狱将昨天的情况告诉了汪老师。我记得老师听后悲喜交加，立即起身，在绘图桌边走来走去，没说一句话。老师到底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当时我向汪老师承诺，我会尽快去沙市找到他的二女儿汪新立。[/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为了找到老师二女儿一家，我先后几次到沙市去找他们，但他们不是去外地出差，就是开会，总是见不着。这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上午，下着大雪，我找到汪老师二女婿任全方的单位，一位好心人带我找到了任全方的家。那天任全方、汪新立都在家休息，他们对我很热情，并说已听汪迎超电话讲了此事。当天下午，我便陪他们一家三口来到荆州监狱。他们先在我家等着，等我与值班干部联系安排好后，他们才与十年没见面的老人在监狱接见室见面。外面仍下着雪，气温很低，老师穿着厚厚的棉大衣，缩作一团。当老师见到他们时，泪如雨下，半天说不出话。亲人团聚，使老师感到莫大的安慰。晚上我见老师时，他仍然非常激动，我感受到了他那孩童般的高兴劲。那天老师没谈写字刻印的事，全谈他的许多家庭往事。[/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后来汪老师的儿子汪迎超旅行结婚，夫妇俩来荆州监狱看望了父亲，此前他们还给父亲寄来新衣服。1984年1月15日，汪新立夫妇带着女儿任洁（当时4岁）来到荆州地区文化宫汪老师讲课的教室与汪老师相见，22日我又陪老师到沙市汪新立家中相聚。记得当时摆了满满一桌菜，还炖了全鸡、烫了锅贴，边说边看彩色电视，聪明的小任洁还让她的外公和我们欣赏她唱歌、跳舞、写字、画画和背诵一首首唐诗。从此，任全方兄每个星期天都要带上小任洁与老师欢聚，老师教外孙女写写画画、剪剪贴贴，非常快乐。老师对我多次说过，和小任洁相处，能得到无穷的乐趣。后来老师将他堂侄汪含芳先生写给他的信给我看，信中说：“这种精神上的慰藉，比吃什么补药都有效。”的确是这样，老师真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老师自由后，师母张明珠又和汪老师团聚，到浙江、到北京、到珠海、然后俩老客居深圳。汪老师去世后，师母到处奔走、到处呼吁，为老师征集文稿，收集资料，现正在主持出版《汪新士篆刻书法集》第二集。[/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4pt]临 印 乱 真[/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汪老师在教我临印时十分严格，他多次告诫我：“要学好篆刻，应从摹刻汉印入手。并指引我循序渐进，复窥秦印，再试浙派，兼及邓吴，然后深钻悲翁、缶老、古玺、封泥。”老师在为我写的《以古为师，印外求印——〈昌盛篆刻集〉小序》中说：“继承传统，吸收营养，为初学之阶，切忌好高骛远，不务实际。”要我第一步要选好印谱，再从印谱精选出数方印临摹，如：汉印中的满白、烂铜、玉印等均要临摹。第二步是描印，用描图纸复盖在原印上描。描印是理解和掌握印文风格的一种很好的方法，一定要细心，有些笔划不能一笔描成，要用数笔，甚至是用点来完成，这样就可以了解笔划与笔划之间的粘连、残破、留红等妙处，进而逐步掌握其篆法以及笔划间、字与字之间的处理方法。第三步对照原印稿修改，看是否与原样一模一样。印稿描好了就等于完成了摹印60%的工作，这也叫“小心落墨”。第四步是印稿上石。首先把石章磨平，然后将篆稿反贴在石上，用水浸湿，然后吸干，复上一层纸，用指甲打磨，篆字就显于石上。再用镜子照着看，如果有笔画歪斜不精确，就用剔脚刀的刀尖轻轻刮去，细细修改，反复照镜子，直到完全满意了才奏刀。老师要我先摹刻白文，用双刀在字划的两边刻，以石就刀，即刀的角度基本不变，只转动石章，看得出一刀一刀的刀法，字底不必铲平。刻完后用剪去一半毛的旧牙刷刷揩干净，钤出后，仔细看，哪里需要修改，就用磨出的石粉填满，字迹就看得清楚，便于修改，修改时随时对照镜子看。老师说：“摹刻的印章，务求与原印相似，不但形状相像，而且要有神韵，力争达到形神兼备，深厚朴茂才罢休。实在刻得不好的，就磨后重刻。一定从严要求，锻炼过硬的本领。”[/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我记得是1981年5月12日，我将摹刻的第一方汉白文印“颖阳丞印”拿去向老师请教。汪老师说刻得还可以，一边讲解一边给我修改。我知道老师说“可以”是为了鼓励我、提高我的兴趣。其实，我刻得歪歪斜斜、粗粗细细，很不像样，但经过老师修改后，面貌就大不一样了。（这两方印后来汪老师把它复印在教学资料里，每收新学生就发给他们参考。）接着几天，我又摹刻了几方请老师指点，老师看后说：“最好是重刻。”师命难违，我只好带回一一磨了重刻。汪老师从《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上海博物馆藏印选》、《明清流派印谱》、《十钟山房印举选》等书中钩出数百方印交给我，并要我先摹刻哪几方，然后再刻哪几方。我严格按照汪老师的要求摹刻，每天将摹刻的印蜕送给他批改，他一一用钢笔或铅笔点出所摹印蜕的不足之处，有时一方印蜕点上几十处，要我带回磨了重刻。就这样，我刻了磨，磨了刻，十遍、二十遍，直到老师点头为止，每天磨的印粉可以和成几团泥，渐渐地拿刻刀的虎口处也结了厚厚的老茧。[/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从老师学篆刻的头三年，老师交给我的主要作业就是笔描、摹刻古印与流派印。有一次，我将一方精心摹刻的汉印“军假侯印”拿去给老师看，满以为能得到老师的赞赏，谁知，老师戴上老花镜，又用一个十倍的放大镜看了又看。说有几处没能传神，并用刀轻轻地在印石上晃动了几下，边改边说：“印章的范围只有方寸，但气象万千，其差别是极其精微的，不足之处，丝毫也不能放过。杜甫作诗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故能流传千古。治印也是这个道理。”从此，粗心大意的我，在篆刻领域里也开始“谨小慎微”起来。1983年5月11日，汪老师在杭州的堂侄汪含芳（当时已61岁），将余子安（余绍宋之孙）从西泠印社藏古印中盖出的上百方汉印印蜕寄给我，嘱我转交给汪老师。老师从中选出10方要我摹刻，我将摹刻的“苏柱”、“强顺”两方白印文（与原印大小一样），盖在从西泠印社购买的脱销了30多年的连史纸上，与原印放在一起，送汪老师指点。汪老师戴上眼镜，非常仔细地看了又看，最后竟然把我摹刻的两方印当成了原印，这两方印老师也收录在他的教学资料里。2001年7月，《湖北书画通讯》第2期（总第31期）上发表了我的《我拜师学艺的回忆》一文中记录了此事。汪老师2001年6月15日读过拙文后在文后欣然题记：“少军贤契这篇回忆录写得真实而有风趣，整整20年引起了美好的回忆，乃人生一乐也。汪新士阅后记。”[/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在老师的精心教育下，我刻的印渐渐多起来。老师专门在白纸上用黑色描图笔给我按照印谱规格画出印谱空白纸清样，嘱我到印刷厂印制，并另给我用宣纸画了20余张，以备请名家题词用。我将刻好的印钤在印制的空白纸上后，老师用宣纸为我的《昌盛印稿》写序，并亲自用索线做成线装书样，老师在序言中说：“两年来，茂之身体力行，不负余之厚望。废寝忘餐，悉心叩益，孜孜以求，颇能举一反三。且于习作，小心落墨，虽令其数易篆稿，仍不惮其烦；即使磨刻十余次，而不气馁。潜修斯道之志弥坚。故心领神会，日有长进，兴趣发越，其乐也无穷矣。”我知道这是老师为了鼓励我。但老师的认可，使我学习篆刻的信心倍增，我从金石韵味中领略到无穷的乐趣，渐渐觉得时间不够用了。[/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狱 中 办 班[/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自我从汪老师学习书法、篆刻后，在汪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的篆刻技艺进步很大。1982年5月，我的篆刻作品入选湖北省暨武汉市第一届书法篆刻展。作品在武汉展览馆展出后引起省书法前辈与同行们的关注。有人打听，昌少军是谁？多大年纪？边款为什么刻得这么好？拓得这么好？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荆州文艺界。时任荆州师范专科学校书法、摄影教师的鲁家雄先生和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江陵县文化馆馆长、画家萧代贤先生专程到荆州监狱生产科采访了我。又经监狱领导同意，由我陪同与汪老师见了面，并给汪老师照了一卷黑白照片。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我与汪老师在狱中的合影。萧代贤先生与唐醉石先生之子唐达康是好朋友，早已仰慕西泠印社，待他再次专程到监狱观看汪老师的书法篆刻作品时带上了唐醉石先生为他刻的“萧”（白文）、“代贤”（朱文）两方原印石。汪老师见到先师唐醉石先生的遗作，十分激动，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如何先后拜韩登安、王福庵、唐醉石、丁辅之、马公愚先生为师学习书法篆刻以及加入西泠印社与东湖印社的经过，并向萧代贤先生展示了由侄子汪乐夏寄给他的50年前的旧物“西泠印社丁亥重阳补行四十周（年）纪念社员合影”，指出其中哪位是王福庵、丁辅之、唐醉石、韩登安及张大千，并说：“马公愚、方去疾先生因事先返上海，故最后未能参加合影。”照片左侧汪老师用毛笔竖式题：“西泠印社惠存。此照乃三十五年前之旧物，幸赖舍侄乐夏保存，历劫不磨，使后之览者得见昔日之盛会。亦一快事耳。辛酉岁朝，汪新士敬赠并记。”此照片及题名录后发表在《西泠艺报》第95期第三版。[/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听了汪老师的介绍后，萧代贤先生觉得应该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便立即向荆州地区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及老干部汇报，并请荆州地区老纪委书记张一正，副专员孙华民、乔万祥，地委秘书长、地区书法学会会长雷万春等领导同志出面，分别与荆州监狱主要领导商量，让汪新士为江陵县文化馆举办的书法篆刻讲习班讲课。但监狱领导考虑到汪新士出监狱讲课麻烦，同意在狱中办一个特殊的书法篆刻讲习班，人数控制在30人以内，招生对象条件为高中以上文化、懂得一些书法知识。通过汪老师出题考试，招收了33名学员，学员中有城内的一些有名气的书画家，也有地区、江陵县城关一些领导的子女和荆州监狱民警子女，但更多的是书法、篆刻爱好者。讲习班聘请汪老师每周讲两次课（星期四、星期六下午），学员的学习资料大多是通过晒印制作的。这些学员佩发了特殊通行证，我因是监狱民警，监狱领导安排我负责这些学员的进出。[/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3[/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7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19日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监狱领导和主办者萧代贤分别讲了话。萧代贤说：“这位汪新士先生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东湖印社社员是一代名师的入室弟子。擅长篆隶，尤工篆刻。你们每个学员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要尊敬汪先生。”狱中办班的消息一经传出，想跟汪老师学印的人日渐增多，从最初报考的33人逐渐增加到70余人，更有沙市的学员要求入学的。由于狱内的一个小教室容纳不下，加上外面学生进监狱学习也不太方便，后经荆州地委、行署、政法委等有关部门领导多次与荆州监狱负责人商量并报湖北省劳改局（现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同意，同意汪新士老师出监狱到江陵县文化馆去讲课，每天早去晚归，有监狱干警督随。[/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当时教学资料奇缺，除了汪老师手上有一本邓散木著的《篆刻学》、我手上有一本陈寿荣编著的《怎样刻印章》（修订本）之外，只有我和老师均订阅的《书法》、《书法研究》及《西泠艺丛》等几本杂志，于是汪老师便写信给浙江的汪乐夏、汪含芳等人，请帮助买一些有关书法篆刻方面的书，或者借来一抄或复制。[/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汪老师讲课，课堂上讲课内容很丰富，从汉字起源演变到印章的产生，从秦汉印到明清流派到现在各家篆刻的特点，深入浅出，分析透彻，偶尔参差一些风趣的故事以提高学生的兴趣。最让学生难忘的是老师能因材施教，课后他根据每个学员的基础、特点的不同分别辅导，对每位学员的印总是不厌其烦、认真仔细地亲自修改，使学员都能掌握刻印的全部过程。[/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3[/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7月，由于汪老师先后在狱内外收徒教学表现很好，荆州地委、行署、政法委、江陵县政府等有关部门领导多次出面与荆州监狱领导商量，为了教学方便，能不能让汪新士在狱外教授书法篆刻，后监狱领导研究同意汪老师从狱内搬到狱外的建筑队描图室工作，并同意住在描图室右侧的一间小房里。这样，我向汪老师学习书法篆刻再不需要偷偷摸摸，工作之余可以名正言顺地学了。[/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汪老师从狱内转到狱外教学后，心情格外好，这是他十多年来第一次享受的相对自由。汪老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不论是课堂教学，还是个别辅导，他都认真负责，耐心细致，具体讲解，严格要求，学员普遍反映收获较大。因而在春节毕业汇报时，有38名学员的作品参加了江陵县千人书法展览，并得到了好评。在多次筹备大中型展览时，汪老师经常不辞辛劳工作到深夜。尤其可贵的是，在教学的同时，汪老师还主持编辑了《历代诗人咏荆州印谱》和《江陵胜迹篆刻集》的初稿，并组织和指导学员选刻了这两本印集。通过艺术实践，学员的进步比较显著，有六名学员的作品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1983年8月，由于我参加了湖北省暨武汉市第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并在洪湖市首届书法绘画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因此我由地区群众艺术馆推荐，被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另有一名学员也由地区推荐参加省书协。有25名学员的作品多次参加县、地、省级的展览并有多人次获得等级奖及奖品、奖金。这是汪新士老师在教学上辛勤培育的结果。[/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由于汪老师爱艺术成癖，爱学生如子女，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教育培养学生身上。1983年10月6日终因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复发加上过度的劳累，累倒讲台上，因此不得不暂停教学，住进了医院，每日注射青霉素、链霉素两次及葡萄糖与安茶酚注射液一次。汪老师在住院期间，近百名弟子有的买罐头、奶粉，有的买水果，先后来监狱看望他。但由于监狱规定非民警和工作人员不得入内，我便与监狱狱政科联系，征得领导同意后，将少量的生活用品通过值班民警转给病中的汪老师。汪老师等病情稍有好转，硬是提前出院，继续教学。汪老师1983年11月16日给汪乐夏信中写到：“[/size][/font][font=宋体][size=14pt]除了教学工作，还有其他琐务缠身，实在忙不开交，故一拖再拖而未果。不意于[/size][/font][size=14pt][font=Times New Roman]10[/font][/size][font=宋体][size=14pt]月[/size][/font][size=14pt][font=Times New Roman]6[/font][/size][font=宋体][size=14pt]日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复发，较[/size][/font][size=14pt][font=Times New Roman]1981[/font][/size][font=宋体][size=14pt]年和[/size][/font][size=14pt][font=Times New Roman]1982[/font][/size][font=宋体][size=14pt]年严重，支持几天后不得不住院，每日注射青、链霉素两次，葡萄糖与安茶[/size][/font][size=14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宋体][size=14pt]注射液一次，住了近[/size][/font][size=14pt][font=Times New Roman]1[/font][/size][font=宋体][size=14pt]个月，尚未痊愈，催着去上课，只得提前出院。炎症已控制，不咳不喘，有时胸口有点发慌，经调养，精神恢复，能去课堂辅导，着重刀法示范，同学兴趣甚佳，有的已刻了四五十方，大有进步。在住院时，很多同学来看望，有的还买了水果、罐头、麦乳精，盼我早日康复。独在异乡为异客，深受感动！”[/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我曾有诗《探监门》记录此事：“[/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朝离狱舍课徒勤，狱警督回夜已深。瓢饮箪食两处饱，披星戴月一身尘。稚童翁妪同传道，摹印临书尽费心。闻讯恩师忽病卧，百名弟子探监门。”[/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4[/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春节，江陵县在荆州城内举办书画展，汪老师和他的38位弟子的篆刻作品入选，并被布置在主街道最热闹、最显眼地段的古城工艺社的橱窗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当时，汪老师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心情舒畅，精神很好，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忧虑。[/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4[/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9月，江陵书画会向荆州地委政法委上报《关于汪开年在书法教学中基本情况的报告》。报告称：“从去年6月至今年9月一年多时间，在荆州地区、监狱领导的关怀下，在监狱政法部门大力支持下，我会举办的由汪开年（新士）主讲的书法篆刻讲习班，已取得了一定成绩。汪开年在课堂教学中，能尊敬领导、爱护同学；认真编制教学方案和计划，精心编写讲义，绘制教学图片，印发参考资料；在个别辅导中，能认真负责，耐心细致，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对学员的习作能具体地讲解，深入研究。在身患重病期间能坚持教学。根据广大学员的强烈要求，鉴于汪开年年岁已大，能在他有生之年传授知识，为江陵历史文化名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一份贡献。为此，我们不揣冒昧，不惮其烦地再次提出诚恳的要求，敬请法院和监狱根据汪开年的专长和表现，免去其剩余刑期，则不仅使汪开年感恩戴德，也不仅是我们的私幸，而且是荆州、江陵广大金石书画爱好者的共同愿望。”[/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鉴于汪新士老师在书法教学方面所作的贡献，经荆州监狱上报，后经湖北省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假释。假释之初，为了切实解决汪老师的生计，由萧代贤先生出面，安排汪老师暂以江陵县文化馆工作人员的身份授课，打的招牌是“江陵县书法篆刻讲习班”。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的生活来源。其间鲁家雄已由荆州师专调到荆州报社担任摄影记者，师专的书法教师位置空缺，鲁家雄因此做好荆州师专中文系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刘汉民先生的工作，特聘汪老师到荆州师专担任了一年时间的专职书法教师。这就让汪老师以另一种身份对更多的青年人进行了中国传统书法篆刻方面的教育和熏陶。[/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由于荆州师专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汪老师的工作问题，甚至无法给他发放稍微高一点的工资和解决最基本的住房。于是汪老师毅然决定独立门户，走上以授徒、刻印为生的艺人生涯。这就是为什么“江陵书法篆刻讲习班”更名为“荆州地区书法篆刻讲习班”，之后又更名为“汪新士书法篆刻讲习班”的原因。[/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一到星期天，冯平、翁含春以及其她女弟子就帮老师熬浆糊，男弟子就同老师一道，提着浆糊桶，粘贴招生简章。汪老师在荆州、沙市城区举办的每一期书法篆刻讲习班都通知我参加，并且每期开学，都要我上台讲话。头两次，我感到很紧张，说不上几句话就脸红，后来慢慢习惯了，也能不用讲稿、不写提纲讲上半小时。这为我日后大会、小会甚至上台即席发言、毫不怯场起到了很好的锻炼作用。我开始是学生，后来是辅导员，再后来老师向师兄弟介绍我是辅导老师。[/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汪老师在荆州共举办了26期讲习班，先后收徒1000余人，影响很大。汪老师在荆州广收门徒传授书法篆刻被传为佳话，荆州古城一度被人们誉为“荆州篆刻城”。的确，当时因此，荆州城里爱好艺术的、懂得艺术的人，没有哪一位不曾与汪老师交往，没有哪一位没受到汪老师的感染。时为荆州地区群艺馆顾问、副研究馆员的常恒先生特为汪老师狱中办班撰一联云：“[/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管教人员暗中择囚徒为量可谓胆识并俱，各界学子公然逾大墙求教足见仰止高山[/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横批曰：“[/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金石为开[/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6[/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12月汪老师重获自由后，先后到湖北、西安、海南、浙江、深圳等地传授书法篆刻，广收弟子二千余人（不包括在荆州师专授课的千余名学生），遍及全国及海外。许多出生农村的学生，老师不仅免收学费，而且还提供简易食宿。[/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先生一生收徒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皆倾其心血而教，锲而不舍，为世人称颂。据师兄弟们介绍：在深圳，汪老师传授不论有钱无钱、长像怎样，只要愿学他都教。有的来深圳打工，一下子找不到工作，没有吃的，也没住所，老师都收，因此，汪老师所住的一间二室一厅成了常年的集体宿舍。有一天，老师收了一个15岁的小男孩，个子很矮，一只眼睛有疾，看不见，相貌很难看。当时好多弟子不赞成收这个弟子，但汪老师乐意收下，而且与其他弟子同等对待，甚至更加关心。对于汪老师的收徒传我曾写下三首传诗记录其事。其一，《授徒》：[/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穷巷蜗居锲镂斋，阁楼走道搭床台。夜铺昼卷授徒乐，墨香四溢胜官宅。”[/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其二，《不舍翁》：[/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独在异乡独乐穷，爱徒爱艺实堪崇。二千弟子齐争艳，华夏竞传不舍翁。”[/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其三，《当今武训——汪师八十华诞颂》：[/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自由心境乐无羁，传道云游一布衣。天下收徒不弃贱，当今武训是吾师。”[/size][/font][b][font=黑体][size=12pt][/size][/font][/b]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夜 翻 铁 栏[/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自从荆州地区政法委与荆州监狱研究同意汪老师每天出狱到荆州城江陵书画会举办的“第二期”荆州地区业余书法篆刻讲习班讲课后，汪老师出入监狱的次数就多起来。因为老师住在狱外基建队设计室楼上，我向老师学习书法、篆刻比以前方便多了。老师每晚教我学习到次日凌晨，一个星期至少有两个通宵，但老师和我精神都很好。这也许就是老师一生勤奋的奥秘，只要他刻印，往往会忘记一切，甚至是吃饭和睡觉。每当刻出一方满意的作品，老师都会格外高兴，拿着放大镜细细品味，并说：“刻一方好印，像喝一碗鸡汤，甚至比喝鸡汤还有味道。”[/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因为每天学得晚，必需吃宵夜才能支撑。善解人意的妻子冯平见我既要忙工作，又要学习书法篆刻，便主动承担全部家务，她怀孕期间也是一样。不仅如此，她还主动分担了照顾汪老师生活的责任。当冯平听我说老师特别爱喝白木耳汤时，她几乎每天都做，老师出不来，便要我托值班干部送进监狱。汪老师住到狱外基建队设计室后，比其他服刑人员的行动相对自由些，我们常把老师接到家中，由冯平下厨做一些好吃的饭菜，给老师加餐。开始我们怕人看到不好，因此每次我和老师吃宵夜时，冯平就在外边放哨。[/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基建队大院内有钢材、木料等物质及生产工具，每天晚上11点后要关门上锁。我在基建队设计室学习经常超过11点，所以我和汪老师回家吃宵夜就不方便了。有一天，冯平说：“今天晚上宵夜有好吃的，是鸡汤和包子，你们最好10点之前回来。”当时我正在创作“三十五载换新颜”朱文印，这方印是为参加全国职工美术书法展而创作的，汪老师把为我篆的这方印稿修改了三遍后，觉得可以了，对我说：“你刻吧。”那天我的精神特别好，一口气刻完。老师看了印蜕后非常高兴，说我已掌握了赵之谦的用刀法，便在印面上涂上石粉，修改起来。事先说好早点回家吃宵夜，结果不知不觉一直改到了凌晨2点多，因为饿了才想起了宵夜。我们立即下楼，外面下着小雨，一片漆黑，门前高高的一个路灯时亮时熄，人们都已深睡，只听到有狗叫声。基建队的铁栅门早已上锁。平日门锁了，是我翻过铁栅门，然后将宵夜从铁栅缝中递给老师。今天说好了是到家里吃的，但这么晚了不便打扰门卫。正在我犹豫的时候，老师说也要他翻铁栅门和我一起吃宵夜。铁栅门有四米多高，老师当时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能翻过去吗？我正在担心，老师已经开始往上爬了，我一边说要他慢点，一边站在下面用手扶着老师的腿往上抽。我要老师爬到顶端后停住，待我翻过去了再用手托他下来，以防万一（好在这铁栅门顶端是圆头，没有焊铁箭）。待老师从上面慢慢下来后，我真的吓出了一身冷汗。不说这么晚犯人翻铁门，就是一般人翻铁门，人们都以为是小偷。但我当时没想这些，只是怕老师掉下来，要是真的掉下来怕是没命了。那天晚上我们到家时，冯平还没睡。那一次宵夜是我们师徒俩吃得最香的一次。现在只要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后怕。[/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这样冒险的做法我和老师只做过一次。以后怎么办？我便与守门的两位刑满释放留监就业的人商量，我说：“每天我学习得比较晚，出去不太方便，翻铁齿门怕别人说，您能不能把锁挂上不锁？”他们说：“那不行，院内的材料被偷了谁负责？”他们问我有没有旧娃娃书，拿点给他们看，这样他们可以起床开门。我连忙说有。就是没有，我也要设法买一些给他们看。于是我回家把儿子看过的娃娃书清了清，又找同事要了好几本，还到街上买了他们点名的几本。就这样，我们每次深夜进出学习或吃宵夜就不用再翻越铁栅门了。[/size][/font]
[b][font=黑体][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b]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午[/size][/font][/b][b][font=黑体][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b][b][font=黑体][size=12pt]晒[/size][/font][/b][b][font=黑体][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b][b][font=黑体][size=12pt]资[/size][/font][/b][b][font=黑体][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b][b][font=黑体][size=12pt]料[/size][/font][/b][b][font=黑体][size=12pt][/size][/font][/b][/align][/align][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
[font=宋体][size=12pt]跟随汪老师多年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汪老师爱搜集、整理资料。他不论是在狱中还是在获得自由后，每刻一方印，他都要在自制印谱纸上盖七、八本，然后，给家里寄两本，自已留两本，另外的赠人。老师不仅对篆刻这样，对自己为别人写的书法作品也很注意留底，而留底办法不外乎照相、复印。[/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八十年代初，不说荆州监狱没有复印机，就是荆州城也很难找到复印机。再说照相吧，当时根本买不起照像机，到照相馆去照吧，要花钱，也不方便。当时，汪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晒印资料。不是用描图纸晒而是用宣纸晒，这大概是前无古人的吧。晒印资料比较便宜，另外，用宣纸写的字、钤的印章，照相不能保持原大，而晒图纸行。老师既是描图员，也是晒图员，老师的这一发明的确解决了在狱中时资料留底的问题。用宣纸晒印的资料不仅和描图纸晒印的一样蓝白分明，而且因为宣纸像布一样有暗条纹，所以晒出后同样有条纹，这样看起来更有书法的韵味。虽然字不是黑色而是蓝色并略显得淡一点，但这毕竟解决了燃眉之急。后来，老师在狱中担任书法、篆刻老师后，学员需要的学习资料也多起来。老师就先用描图纸描，或是直接在描图纸或宣纸上用毛笔书写，然后去晒，再发给学员。[/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资料晒得清不清晰，关键在太阳。阴天或晴天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是绝对不能晒的；上午9点前或下午4点后即使有太阳，晒印的效果也不会好。晒印最好的时间是中午，并且中午还有一个好处，不影响别人休息，并且晒印的效果好。所以那些日子只要有太阳，老师和我就格外高兴，因为我们可以晒印资料了。夏天里我穿着汗衫、短裤，开始几天还受得了，晒好一张便往设计室跑一趟，但即使这样，还是感觉太阳火辣辣的，几天后人就晒黑了。老师听到我叫苦，便从基建队狱友那里弄来了一新一旧的两顶草帽，旧草帽老师自己用，新草帽给了我。这样头是感觉好了一些，但胳膊还是遮不住，我本来就黑，经过一晒，比以前变得更黑了。一个星期下来，我这黑黝黝的皮肤便开始脱皮了。同事们好奇地问我：“这些天你在搞么事？怎么晒得这么黑？”小儿昌明后来在一篇作文里写道：“我们家妈妈是欧洲人，我是亚洲人，爸爸是非洲人。”可能是针对我晒黑的皮肤而写的吧。[/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为了不让我的皮肤晒黑，汪老师给我找了一件蓝色华达呢服，衣袖的两侧和背面缝有白条，显然是囚服。我对老师说：“这不能穿。”这时老师才恍然大悟，笑着对我说：“这么穿是不合适。”当时虽说是中午，但狱内各中队有值班干警，还有不少犯人中午没休息，别人若看见我穿囚服，那该会怎么说呢？另外监狱有明确规定，无论是犯人家属带来的或是由干警代买的衣服，内外都得缝上囚服标志。第二天，我从家里找了一件厚春装，每次带进带出，这样再晒印资料就晒不着胳膊了，但因为穿得太厚，每次晒印，汗水都要湿透衣裤。老师有时怕我没时间进监，原定中午晒的资料，老师已上午抽空晒好了。就这样，我把老师收藏其舅父余绍宋的书画以及老师为他人写的书法作品一一晒印下来，现在还保存了一大捆。[/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资料是保存下来了，但晒印的资料时间久了会逐步褪色，保留的时间有限，针对这个问题，汪老师又想出一个新的晒印法，就是不用晒图纸晒，而是用绘图纸晒。老师将晒好的绘图纸放进暗室，先用放有硫酸和其他药水的液体浸泡一会儿，然后用大脚盆装满清水慢慢冲洗，中途还不断地换水。结果与描图纸晒印的资料恰恰相反：底是天蓝色，特别蓝；字是白色，略带一丝蓝。这种晒印法果然效果特好，并且保存时间长。老师说用这种方法晒的资料像碑刻拓片。后来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为我自编的《昌盛篆刻》题词：“艺术必须有个性、地方性、民族性。荆州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是创造富于个性特征艺术的一种基础。”老师吴丈蜀先生和前辈王遐举、邓少峰、曹立庵、张昕若、扬白
、陈方既、陈义经等先生也为我题词，也是用这种绘图纸晒印的方法晒印的，至今还保存完好。[/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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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自 制 棕 刷[/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1[/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10月，我摹刻“颖阳丞印”等5方汉印，汪老师均经过数次修改并分别署上边款。边款刻出后，要拓款。老师教我自制了数个拓包。做拓包比较简单，首先剪出一块椭圆型的海绵，然后套上一层软塑薄膜（以防墨汁渗入海绵球），接着包上一块10公分见方的软纯毛料（穿过的旧毛料最好，容易吸墨），再包上两层10公分见方的软缎，最后用橡胶圈扎上即可。老师又教我制白芨水（即用白芨在砚台上磨出的有粘性的液体，现已改用粗砂钵磨的芨）。老师要我到荆州医院中药店购买了一斤白芨，用磨出的白芨水（如果是用水浸泡的白芨水，粘性不够且容易发酸，这是我们多次试过得出的结论）涂在石章上后再放连史纸，这样拓款时连史纸就不会掉，但干后会自然脱落（用稀释后的胶水拓边款，纸不会脱落，但拓好干后的边款也难脱落，并且经常会撕破。）这是上百年传下来的最理想的拓款用料。拓包、白芨之类的工具、用料都有了，就缺棕刷。[/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棕刷——拓边款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我问老师：“没有棕刷怎么办？”老师说：“你去找几把棕扫帚来。”我当天就把家里和办公室里的棕扫帚拿进狱内交给老师。老师指着其中一把说：“这一把完全没用，里面全是棕皮。”于是我将它带回了办公室。另一把老师和我从中一根根挑选出能用的数百根，做一把小棕刷还差一半。我问老师：“家里洗鞋的棕刷行不行？”老师说：“那棕毛太短，毛又稀又软，没有力度。”[/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为了找到合适的棕扫帚，那几天，我走到哪里，都在看有没有棕扫帚。不到一个星期，我弄到了六把棕扫帚，其中两把是别人打扫卫生放在外面走道上，我顺手牵羊带走的。（后来每当我回忆起此事，总会感到有些自责。）另外我又通过朋友，从荆州城东门外一家棕绳制造厂买回一大麻袋棕毛，搬进狱中汪老师住处。一有空，我就进监帮助老师挑选棕毛，后来与老师相好的几名犯人也来帮助挑。老师把挑选出的粗棕毛叫“棕老虎”。[/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扎棕刷汪老师也特别内行。他说在钟祥篆刻的《毛主席诗词集句印谱》的边款就是采取这种方法做的棕刷拓制的。老师制做的所有棕刷都是先用白色索子缠好，然后将两头剪得似齐非齐。我问老师：“有的书上说棕刷扎好后用快刀切齐，还把棕刷放在烧红的铁板上面烫平，这种方法对不对？老师说：“千万不要切齐、烫平，那样刷子会在石上打滑，没有磨擦力。”就这样，我和老师断断续续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共做出粗细、长短、大小不等的棕刷12把。其中两把不是用“棕老虎”，而是用软猪毛做成的。老师说：“这种猪毛刷可以在开始一、二道刷纸时使用，免得将纸擂破。”我分得棕刷五把，猪毛刷一把。至今仍然在用。[/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自制的棕刷的确管用，不论是大边款、小边款、多字边款，也不论是阴文边款、阳文边款，我均用此刷，所拓边款每张都“油光闪亮、黑白分明”（丁辅之语）。[/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3[/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10月，我到上海旅行结婚，曾在朵云轩买回切齐、火烫的棕刷，根本不能用。后来我的学生和篆刻朋友来找我，我就将自制棕刷与买的棕刷试着拓给他们看。[/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拓边款是要有技巧的，没有经验的人会把边款纸（连史纸）擂破。我能达到今天拓边款的水平，不知拓破过多少次，有时会拓得心里烦燥，一次又一次撕下重来。后来老师教我学会了打“补丁”，这样既节省纸，又节省时间。方法是先在破洞处涂上白芨，再撕下一小块连史纸补上，刷上清水，方法与拓边款过程一样，这样的补丁是绝对看不出来的。如果边款干后撕不下来，老师说用口哈气或用针挑，都管用。这种方法我在拓款中经常用到，效果很好。[/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渐渐地所拓边款越来越多，为了保存边款，老师要我从医务室找来一些葡萄糖盒子，其中大方形盒子居多，小长形的盒子则把里面的隔板撕掉。然后老师教我将边款分门别类装在这些葡萄糖盒子里。这些已破旧的小盒，至今仍然装着老师和我拓的边款。[/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我们的边款拓得又快又好，但我们当时用的拓边款纸并不是连史纸，也不是薄宣纸，而是从商店买来的普通稍薄一点的白色机制纸。为什么边款也能拓得油光闪亮、黑白分明呢？我想这应该是得力于我们自制的棕刷。1984年夏，著名书画篆刻家邓少峰先生到荆州参加荆州地区老年书画会成立大会，汪老师嘱咐我一定要去拜谒邓老。当邓老看到我的《昌盛篆刻》集时，问我：“你的边款怎么拓得这么清晰？”我说是向监狱一名犯人汪开年先生学的，是用没有印格的材料纸或机制纸也能拓。我还说汪老师还经常提到邓老师。邓老忙问：“汪开年，我有印象，是已故唐醉石先生的学生1962年东湖印社成立的时候，他参加过活动。”邓老还问了汪老师在狱中情况。还说：“下回你到武汉去拓给我看看。”（关于汪老师曾与邓老师的交往，1982年6月7日夜汪老师曾给汪乐夏的书信中写到：“我要迎超（汪新士之子）去拜访武汉东湖印社邓少峰。62年成立该社，第一位社长为唐醉石，我也应邀参加，邓老看过我的两本印存，还在你祖父60岁生日纪念册上画了山水画。含芳要迎超带着这本纪念册去拜访。）说完欣然在工的印集上赐题“吉金乐石”（大篆）并题款：“昌盛篆刻颇具基本功，喜而志之。甲子冬八十三叟少峰。”回监狱后，我立即把邓老的题跋以及他对我的边款的评价告诉了汪老师，汪老师高兴地说：“邓老还记得我，你下回去武汉一定要去拜谒邓老。”他还说、：“拓边款方法成为我们的专利。”[/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关于棕刷，有件事也得写上一笔。自1981年5月我拜汪老师为师后，师母（张明珠）对我很好，她后来将多年家珍藏的《汪志庄六十大寿书画册》（汪志庄是汪老师父亲）和一把旧棕刷等物品交给我带给狱中的汪老师。书画册中有余绍宋的梅竹双清图，丁辅之的梅花，郑仁山的寿菊，劳太来的竹石图，唐云的荷花，鱼古的松树，童大年的梅花，马公愚的墨菊，陈汉弟（伏庐）的松石竹图，王福庵的大篆，韩登安的铁线篆，祝鸿达的行书，廉先的行草，邓少峰山水，曹立庵书法等，当汪老师看到许多大名家为其父亲六十大寿作的书画册及棕刷这些昔日珍品时，格外高兴。他对我说：“这把旧棕刷是王（福庵）老常用的，后来用不成了，就给我了。我一直留着，没想到时隔34年还没丢失，真是奇迹！给你作纪念吧！”这把棕刷做得十分精致，但已经擂纰了。福庵太师用过的棕刷与我们今天做的有点不同的是，我们是用白索子缠的，福庵太师的棕刷则是用细棕绳缠的。这把珍贵的棕刷我至今作为珍品收藏着。[/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砖 磨 成 章[/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虽说学习方便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一是缺钱买石章，二是有钱也买不到大一点的石章。怎么办？老师说：“你去荆州城墙边找几块青色的城砖来，我们用它当石章。”说起砖瓦印，这可是汪老师的刻印专利了。老师在下放钟祥大陈村时，曾用砖瓦刻了“毛主席诗词集句印稿”、“中国人民革命诗史”、“一幅悲惨壮烈雄伟瑰丽的长卷”等三方标题印及多方诗句印，最大的一方直径达15厘米，现藏钟祥市博物馆。[/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按照老师的吩咐，我从城墙外干枯的护城河边找来10多块大青砖，其中两块有麻布文的砖，老师说是汉代砖。我借来钢锯准备把它锯成一块块像石章一样大小的砖块。老师说：“不用锯，你把它磨成印章。”我说：“这么一大块砖得磨多长时间？”老师说：“需要多长时间，你就磨多长时间。”师命难违，我便弄到了数十张粗砂布。基建队设计室里后面有一个旧空桌，每天上班，只要有空我就去磨，下班接着磨，一磨就是好几个钟头，磨得我汗流浃背，筋疲力尽。我的全身上下及眼、鼻、头发等处全是砖灰，桌上、地下也有厚厚的一层。因怕别人说，每天休息前，我都要打扫干净。就这样，我坚持了十几天，终于把一块长26公分、宽13公分、厚5公分的汉砖磨成了3×2.8×9.5公分的印章，刻了“南纪印社”一印的边款，此印边款收入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汪新士篆刻书法集》第82项。老师看后，高兴地对我说：“你别以为这磨砖是粗活，它可以锻炼你的手、膀、背劲，对你今后写字、刻印、拓边款都会有好处。”因为以砖当石刻出的边款效果很好，后来老师允许我用钢锯成各种大小不同的砖块再磨。我现在手上有16枚印是用砖刻的，磨砖成章很好地锻炼了我。现在无论我刻多少印、刻多长时间，手不再酸痛。的确，我从磨砖中得到了收获。[/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6[/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老师在荆州城东门宾阳楼设摊刻印，以此谋生。那里外国游客较多，但游客停留的时间短。5月的一天，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有急事找我，我还没来得急问清楚是什么事，老师便挂了电话。我工作的地方荆州监狱与东门宾阳楼距离不到500米，我立即跑到老师的刻印摊点前，才知道几十位国外朋友来荆州旅游，请汪老师制一批印。现在游客离开宾阳楼到其他地方游览，限时在2小时之内刻36方印。印面老师基本上快刻完了。时间也快到了，但36方印的边款一方都没刻。老师说：“你要抓紧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替我刻款，每方印边款不少于15字。”不到30分钟我就按照老师的要求刻完了。后来我刻“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一印的边款《金石录后序》2100多字，坚持16个小时刻成，并不感到太累。省、地一些领导和名家手头的玉石、铜料等印材，都找我刻。我这种刻印的力量和速度多得力于三年前的磨砖成章。[/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97[/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秋我去武当山参观，看到传说中的李白铁棒磨针之处时，我便想到汪老师曾要我砖磨成章的往事。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绣花针。我想，只要勤学、苦练，就必有收获。所以我常对我的学生陈恒、萧翰、柳国梁、王英等讲起这段故事。[/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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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初学创作[/size][/font][/b][/align][/align][b][font=黑体][size=12pt] [/size][/font][/b]
[font=宋体][size=12pt]当我经过一年多的读印、描印，临刻这几个必经过程后，初步掌握了古玺、秦汉印、浙派及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黄土陵、吴昌硕、王福庵、唐醉石、齐白石、来楚生等名家印的篆法、章法、刀法以及他们作品的艺术特点。这时候汪老师才教我如何创作。老师教我学习创作的第一步是先确定印文内容，是刻诗句印，还是刻姓名印或是刻闲章。第二是再根据内容确定刻那种风格印，或秦汉印或流派印。老师说刻哪一种风格都可以，主要看自己的喜好或印文更适合哪一种风格。第三步是查字。老师说，篆字离我们年代久远，不查字典往往容易出错。如果已经确定了刻汉印，就查《缪篆分韵》、《汉印文字征》，还可以参考《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上海博物馆藏印选》。如果要刻黄士陵风格的印，就从黄士陵印谱中寻找要刻的字，我记得在篆刻“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一印时，有些字如“出”、“陕”“楚”无法查找，老师要我从黄印中找左右偏旁，然后对照黄印印风进行拼篆。老师说，一方印不要出现多个篆刻家的多种篆法，这样风格不统一，往往会影响印的效果。我将印稿写好送给老师修改后，再上石奏刀，待我觉得已经刻到位了，再送给老师修改。[/size][/font][size=12pt][/size]
[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983[/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9[/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月[/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26[/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日下午，我突然接到荆州地区文联通知，要我到荆州地区群众艺术馆开会，到会后才知道，著名书法家王遐举先生应荆州地委宣传部、地区文化局、文联之邀来荆州讲学进行艺术交流，时间[/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3[/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天。我当时是地区书协理事，因此，也被通知参加此次重要活动。预备会给我们与会代表发了一份王遐老简介，会议要求此次活动要保密，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王遐老已近八十高龄，人多了，怕王老身体受不了。我马上将这一大好消息进监告诉汪老师，老师听后，要我连夜制作一本篆刻集，不题印鉴，并留数页空白宣纸以备请王遐老题字、题签。于是，我赶紧回家制作印集。我平时按照老师要求，将刻的印都钤在专门印制的“昌盛篆刻”印鉴上，一式[/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8[/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份。我将临摹的[/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52[/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方古印和老师篆我刻的[/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6[/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方印编成专集，并将老师为我写的《以古为师[/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印外求印》序言放在前面，然后按照老师教我装订古书的方法，用索子装订成一本像线装的书。直到转钟两点多才睡觉。[/size][/font][size=12pt][/size]
[font=宋体][size=12pt]第二天天刚亮，我便进监送给老师过目，老师看后说：“可以，可以。你将来失业了，可以帮别人装订古书挣钱哩。”我没来得及吃早点，忙找领导请了假，便赶到群艺馆。地区有关领导、专家都已到会在会议厅等候。过了一会儿，王遐老及夫人由其亲友及地委接待办领导陪同来到会上，领导和王老先后讲话后，王老便开始挥毫作书，好多人围着观看，我也挤进去帮王老牵纸、用废纸帮助吸墨。当王遐老中途休息时，我赶紧把书包里自制的没有题签的《昌盛篆刻》掏出请王老赐教。王老说：“题签可以，但我没带这么小的印。”旁边陪同的领导说：“这好办，你跟王老刻。”于是王老便起身欣然为我的印集赐题印签“昌盛篆刻”。并在印集空白宣纸上赐题了“艺术之光——茂之贤契属，王遐举。”中午我没在宾馆吃饭便回到单位，拿着印集进监给汪老师看。汪老师要我为王遐老刻大小不同的五方印。并说，王老善书法，当为右军后裔，王羲之为晋琅玡人，刻一方“琅玡”吧。就这样，我在老师设计室里。开始查字、篆稿，然后送老师修改，一个下午我创作五方印。“王遐举印”（白文）、“野农七十五后作”（朱文，二印均为[/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2[/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公分见方），“琅玡”（白文，为长[/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2[/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点八公分，宽一点三公分、[/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0.8[/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0.8的连珠印），“遐举”（朱文）。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完成这些印的创作，老师一一作了修改，边款文字均是老师用钢笔写好后，我刻的。这五方印，五种风格。老师对我说，初学创作，不要仅学一种风格，各家各派都要尝试，到时候自然会形成你的风格。[/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说到摹仿创作，有件事值得一记。那是1985年2月，时任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张昕若先生，应荆州地区文联之邀，出席荆州地区文艺工作会。会议期间，我作为业余工作人员有机会接近张主席。下午笔会，我寻找机会把我自编的《昌少军篆刻集》呈张主席赐教。张主席坐在沙发上，认真地翻阅我的印稿，并给我一一指点，哪方印好，哪方印还得注意什么，讲得十分仔细。当张主席翻到“曾祥泮印”（仿赵之谦白文）时，看了好一会说：“这方印刻得好，我喜欢。你能不能给我仿此印篆刻一方‘张昕若印’？这样好不好，你给我刻印，我给你写字。等你下回到武昌后，我们用字换印。”我当时非常激动，望着张主席没说出话。旁边的地区群艺馆徐月波馆长连忙插话说：“张主席可是大名家、湖北有名的才子。”之后张主席在我印集的空页
宣纸上赐题“金石为开，一九八五年二月，张昕若。”[/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曾祥泮印”是我摹仿赵之谦印刻的，经老师修改并用单刀刻碑署款：“癸亥立冬昌盛仁弟为祥泮有道仿悲翁拟铸印，浑穆寓苍莽之意，得汉人神趣，略加修饰并署款呈方家法正。汪新士记。”这方印后来老师收到了教材里。我将为张昕若主席要我为他刻印的事立即电话告诉了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江山的老师。老师命我早点刻成送呈张主席。但由于我当时被单位安排参加全国第二次工业普查工作，日夜加班，还常被荆州地区和省劳改局抽去帮忙工作，以致刻印一事一拖再拖。当我后来将“张昕若印”刻好后，去武汉时，没见到张主席，后来张主席调到北京工作，再后来张主席因病在北京去世。这件事成了我心中一大遗憾。我知道，张主席说用字换我的印，那是张主席博大的胸怀，是他对晚辈的厚爱。[/size][/font]
[font=宋体][size=3]通过对各种风格的摹仿创作，我的印稿里各家各派风格都有。记得当时师兄弟看了我的印后，说我的印有老师的风格，有王（福庵）、唐（醉石）的影子，古玺有太师马公愚的面目。应该说我们在读汪老师早期的印谱时，就会有一股强烈的感受，老师的白文印有唐（醉石）太师的深厚苍茫之韵；圆朱文有王（福庵）、韩（登安）太师工整精细之面目，古玺汉印风格的印则兼有马（公愚）师、丁（辅之）师太的之长。汪老师这种得天独厚的名师赐教，在印坛是绝无仅有的。老师将这种教学风格也直接嫡传给了他的弟子们。我从中获益良多。[/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师篆我刻[/size][/font][/b][/align][/align][b][font=黑体][size=12pt] [/size][/font][/b]
[font=宋体][size=12pt]当我初步掌握了一定的创作方法与技巧后，老师经常把他篆好的印稿交我刻。老师说，这是学习创作的另一种方式，它既别于临摹古印，又别于自篆自刻。篆稿是篆刻创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镌刻则是对篆稿的创造。老师对我说：“你在印稿上石前，要先认真、仔细读印稿，看每一笔划的变化、笔划与笔划之间及笔画与印边的处理与安排。”[/size][/font][size=12pt][/size]
[font=宋体][size=12pt]老师篆稿有一个特点，也许是职业的关系，他用描图纸写印稿的时间最多。老师说，将印稿写在描图纸（玻璃纸）上有三个好处：一是印稿便于修改。老师用墨笔在描图纸上写好后，不满意就再在原稿上蒙上一层小方块描图纸重写，对不满意的笔画进行修正。如果写上数遍还是不满意，就换一种风格来篆稿。如：汉印风格不满意就试用浙派，浙派不满意就试用古玺文字，总之一方印的文字要搭配自然。写好印稿上石后，老师再对照原稿进行修饰。修改印稿的方法是用墨笔将笔划线条、章法等协调起来，不满意就用单面刀片在石章上刮修，直到完全满意为止。老师篆稿时，我常常在旁边，老师一边讲解、一边修改。老师说：“修改一遍印稿就等于刻了一遍。”我在边听边看中掌握了老师的篆稿方法。二是印稿可以晒印留底；三是印稿反印上石上与正稿一样清晰，用这种透明玻璃纸篆稿对当时创作圆朱文特别有效。但老师采取这种方法篆稿时对我说，过去王、丁、唐、马、韩各位太师写稿都是用小毛笔在宣纸上篆稿。也许是狱中条件有限，老师才采取这种方法。起初几年，我也是用描图纸篆稿，现在我已改为直接用毛笔在宣纸上篆稿，或直接用毛笔写反字在印石上。[/size][/font][size=12pt][/size]
[font=宋体][size=12pt]印稿上石，我们采用传统的水印法上石。这种方法很花功夫和精力。处理不好会走样。因为我担任统计工作，每天与复印纸打交道，后来我便改进采用复写纸复印上石，这种方法简便，而且也很精确。老师看后，大加赞赏，并取名为“复印上石法”。后来老师把这种方法介绍给了其他同学。我的这种“复印法”曾在当时的荆沙地区以及武汉、西安、浙江、海南的一些印友中普遍使用。[/size][/font][size=12pt][/size]
[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981[/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8[/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月，由老师篆稿，我刻了第一方印。老师为我篆了白文印稿“昌盛”，朱文印稿“茂之”交我刻，老师小心落墨的印稿，被我小心谨慎地刻就。没有什么“大胆奏刀”的韵味。然后老师又当面修改，指出哪些线条力度不够，哪些线条刻得臃肿。老师修改一通使钤在纸上，然后在石上抹上石粉，再修改，再钤。并指出那些线条改得好，那些还需要动几刀。这样慢慢地，我也掌握了对老师篆稿的刻制方法。后来我刻“江山如此多娇”（圆朱文），“芙蓉国里尽朝晖”（白文），比初刻得好，老师在石上动刀修改的地方就少多了。[/size][/font][size=12pt][/size]
[font=宋体][size=12pt]说到以上这两方印，便使我想起老师在[/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964[/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发配到湖北钟祥县皇庄区肖家店长城人民公社舒家板中心大队孙家湾生产队的情景，老师白天下地干农活，夜深人静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忍着炎夏酷热及蚊虫叮咬，避人耳目，独饮孤寂，历经[/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60[/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个不眠不之夜编刻成《毛主席诗词集句印谱》，题为《一幅悲惨、壮烈、雄伟、瑰丽的长卷——中国人民革命诗史》，共[/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36[/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枚印章，计[/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34[/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句[/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76[/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字。老师在回忆当时的景况时说：“这是全公社[/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84[/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个生产队中最穷的一个生产队。这里地瘠人穷，一个工分仅值人民币[/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4[/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分钱，全队[/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26[/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户人家，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这里‘三缺’，即缺水、缺劳力、缺肥料。一年有几个月缺水，村里的人要跑到十几里外的河塘挑水吃。我挑一次要管一个星期，平常用洗脸水洗脚，再用洗脚水浇菜。在生产队期间白天放牛（一人放[/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32[/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头牛）、种菜，晚上为村民写状子、写书信、写喜联、篆刻毛主席诗词。”这幅巨作，[/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996[/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2[/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月在北京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美术书法展览”中引起轰动。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这中间的每一放印从印文内容到创作形式和表现手法，在印史中是独一无二的。范又珙先生在《永远不老的人生——记西泠嫡派传人汪新士》一文中评曰：“汪新士先生根据每句诗的内容，在形式上采取或方或圆，或长或短，甚至在图案上也或拟古或现代等多种表现手法；在文字运用上，更是钟鼎文、石鼓文、古玺文、秦诏版、缪篆、玉箸篆、瓦当文、魏碑甚至毛泽东书体等诸般字体皆备；在风格上，浙派、皖派及明清和现当代各大流派基本都已包括；而刀法上更是单刀、双刀、冲刀、切刀甚至凿刀等无不运用。可以说，这套作品算得上是篆刻艺术的百科全书，也是汪老篆刻艺术的登峰之作。”的确，这是老师晚年再次出名之作，更是老师一生代表作。后来不少师兄弟也仿刻了其中的大部分印。[/size][/font][size=12pt][/size]
[font=宋体][size=12pt]老师看到我有了进步，便把他为有些关键人刻的印稿放心地交给我刻。如老师为他的师弟林乾良先生篆的朱文印“林”、“千石万印”，都是交给我刻制的。这两方印，老师分别用爨碑署款，“千石万印”的边款是[/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此悲翁论印诗句，诚乃举前贤之未及，启后学于成规，居高声自远，所见卓绝，故其所作弥大，敢于以诸种金石文字入印，笔酣墨饱，刀锋淋漓，开拓意境，为摹印家创立门户，影响印坛至深且巨。乾良社兄以千石万印四字属刻，因思非借鉴‘二金蝶堂’法无以副命题立意之气概也。特为拟秦诏汉器篆意，委昌盛仁弟刻成之，故略缀数言就正于方家。癸亥冬，汪新士并署款于江陵书画会。”[/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林”印边款：[/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汤叔尊‘林’字奇特，新士小变其法拟为战国玺，属昌盛仁弟奏刀以应乾良社兄辑百林印集之约，即呈方家哂正。癸亥中秋之夜，不舍翁署款于荆州古城之锲镂轩。”[/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对于师篆我刻，有人说那是因为当时汪老师在狱中刻印不太方便，要我奏刀。这应该是原因之一，但主要还不是因为这。老师出狱后还是常将重要篆稿命我奏刀。如[/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986[/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9[/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月，老师将代表他一生篆刻事业最重要成就的两方印交给我刻。一方是“南纪印社”，边款：“[/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一九四六年重阳，新士吾师承王福庵、韩登安先生介绍加入西泠印社，不久在王（福庵）老府上拜识唐醉石先生，遂同时师事唐老。一九六二年春欣会唐老于武汉并加入东湖印社。而今，吾师在荆州创建南纪印社。四十年来自西泠至东湖而南纪，薪传师法，广收门徒以克绍先贤衣钵，宏扬西泠东湖业绩，承先启后，不遗余力，深得吾侪敬仰，因谨刻此印并记所自藉留鸿爪。一九八六年九月，（新士师篆）昌盛并识于荆州古城。[/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另一方是[/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荆州书法篆刻讲习班”（圆朱文），边款：“一九八六年九月再次招生，篆此委昌盛大弟奏刀，新士修改，时年六十四。[/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这两方印汪老师特地录到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汪新士篆刻书法集》第[/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82[/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页。[/size][/font][size=12pt][/size]
[font=宋体][size=12pt]创办南纪印社和举办荆州篆刻书法讲习班，是老师一生中生活在荆州所做的两件大事，也是老师一生的两件大事。老师亲自精心篆刻这两方印而命我来奏刀，今天回想起来，不能不说这是老师对我的厚爱与期望。[/size][/font][size=12pt][/size]
[font=宋体][size=12pt]关于“师篆我刻”这种创作形式，是汪老师继承太师们的做法，如汪老师[/size][/font][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1948[/font][/size][font=宋体][size=12pt]年所刻“养气斋”（朱文）边款记：[/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福庵篆，开年刻，醉石记，戊子冬，同客沪。”[/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余绍宋”（浙派白文）。边款记：[/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戊子孟冬，福庵为越园先生篆，开年刻于春住楼中，醉石署款。[/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龙游余绍宋印信长寿”边款记：[/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戊子冬月，福丈为家母舅拟悲庵意命刻成之，恨未能传神也。开年谨记于春住楼。[/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size][/font][size=12pt][/size]
[font=宋体][size=12pt]这种篆刻上的“师篆我刻”的确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式。我从中受益无穷。[/size][/font][b][font=黑体][size=12pt][/size][/fon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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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学刻边款[/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在学习刻印的过程中，汪老师常对我说：“边款是篆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印章边款质量直接影响印章的艺术效果。边款不仅仅限于镌刻作者姓名和刻印时间，更重要的是记录作者的创作思想。王福老、唐醉翁，以及浙派、赵（之谦）派、黄（士陵）派、吴（昌硕）派、齐（白石）派等各家各派边款各有特点。”关于边款的创作，我的另一位恩师吴丈蜀先生有专门论述：“评价印章的优劣，首先要看印章的边款，如同评价书法，应先看题款，再看大字一样。因为边款和题款不宜修改，最能显示其功力，而印章、大字均可模仿，可以重写、重刻，边款、题款则不易。”汪老师十分赞赏吴师的这一观点。[/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汪老师边款艺术在当今印坛数第一流。他的正、行、草、隶、篆、碑体边款无所不精，堪称绝技。1985年9月郑州《国际书展》对老师的篆刻作品及边款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汪新士先生作品章法自然、稳中求变，精巧玲珑，刀笔俱备。边款有六朝碑意。”[/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我跟汪老师学刻边款，基本上与学刻印同步。因为每临摹一方印，经过老师反复修改后，老师便会署上款。老师为我摹刻的第一方印“颖阳丞印”（白文）署款的时间是1981年月5日22日。款曰：[/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辛酉初夏，新士修改，时在荆州五十九[/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虽说我学习刻款与刻印同步，但开始几个月，老师刻款时，并没有教我如何刻款，有一天，我问老师怎么刻边款？老师说：“你连爬都不会，还想学跑，刻边款以后再学，你现在主要是临摹古印，掌握汉印、古玺以及流派印的篆法、章法和刀法。掌握各个时期、各家各派篆刻特点。”[/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后来我没敢再提学刻边款的事。但老师在狱中刻款，我多数时间在旁观看。[/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应该说我学刻边款是从拓边款开始的。虽说老师开始没教我如何刻款，但老师在狱中刻的每方印的边款几乎都是由我拓的。我在拓的过程中发现边款中有个别字拓了两、三遍还是不清晰，便问老师，是不是我没有掌握方法，还是因为拓边款的纸质不适合，因为当时根本买不到拓边款的连史纸，都是用没划格的薄材料纸或其他机制纸拓款。老师将我拓的边款与涂上石粉的边款对照，便说：“这是刀用力不够，笔画没有刻到位。”说完便用刻刀在印款上一一补到位。老师说：“刻边款每一笔画最好一刀到位，除特殊情况如石质太硬之外，一般不要补刀。[/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虽说老师没有让我一开始就学刻款，但平时刻印和拓款时，经常涉及边款知识。如：刻款对不同的对象如何称呼，字刻错了如何补救，刻掉了字如何补记，刻款的文字、要象做诗文那样，反复琢磨、推敲，文字要有思想性，语言要优美。并常说：“好的边款犹如一篇好的文章，给人以启迪。如吴昌硕在‘吴俊之印’边款上刻‘汉印之最精者，神隽味永，浑穆之趣有不可思议者，非功力深邃，未易摹拟也。’就是吴缶老对汉印特点的深刻理解。”这些对我临摹汉印和流派印都很有帮助。后来我刻了一方拟古玺风格的印“峄峰”（朱文）。并拟出边款，请老师修改，全文为：[/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峄峰同志有道，命刻战国玺，即请斧正，癸亥孟夏，昌盛治石于春雨楼。吾师不舍翁指出：‘这种朱文小印，其特点是阔边，用籀文，篆法挺逸苍劲，线条断碎才能显出金石气韵。章法错落有致，对笔画悬殊的文字，疏密挪让，屈伸承应，常以拙见工，即在平衡中求得整体和谐之美。皖浙名家及近代赵之谦、黄士陵等皆称秦印，现根据沙孟海考证出土文物，定为战国玺’。一九八三年五月，茂之又记，时在江陵古都。”[/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通过老师平常讲的这些刻印的知识，我同时也学到如何刻款的许多知识，回家后我都一一记录下来。[/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做这种学习笔记是老师教给我的一种学习方法，老师说：“大脑记忆力再好，没有笔记好，做笔记不光只是为了今天看，而是为了放在课后和今后看，有些知识不是当时就能吸收的，等到一定时候再读，会体会更深。”[/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到了1982年，老师开始教我刻边款。老师在一张纸上（这是平常的黑板）写了类似点、横、竖、撇、捺、勾等一些大小、长短不等的三用形，并用这种不同的三角形写上了“昌盛、茂之、少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年、月、日”等字，然后在我的边款上写上“一九八三年二月、昌盛、茂之署款”字样要我刻。我开始刻特别小心，刻出后给老师看，老师说：“用力不够，你拓的试一试。”结果拓出的边款字迹全是模糊的。[/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老师开始教我刻浙派边款。浙派边款刻法多采用以石就刀的“倒丁法”，即行刀与行笔方向相反，石转刀向不变。横竖均当横刻，一刀一划，每个字由大小、长短、粗细不同的三角形组成，右、下侧光洁，左、上侧留下自然裂痕。这种刀法出自丁敬、陈曼生等。老师对我讲，太师王福庵、唐醉石、韩登安先生均用此刀法，只是各人的个性、气质不同，而刻出的边款出各不相同时，福庵太师工稳厚朴，醉石太师苍茫浑穆，登安太师潇洒自然。汪老师浙派风格边款早期多韩太师风格，中年后多有唐太师刀意。[/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关于浙派刻款，汪老师说：韩太师刻款先用蝇头小楷毛笔将所刻边款文字写在右侧，待干后，每个字刻横划，再刻竖画，然后刻撇捺，最后刻点勾，这样方便、快捷、风格比较统一。老师说，他看到韩、唐太师刻款时，多用这种刻法。老师教我时，起初也是这样教我刻。但后来老师对我说，刻款不必先写，也不必先将一字横划、竖划刻完后再刻其他笔划，而是与写字的笔划顺序一样随意刻，这样更能表现笔意刀法，体现出书法的韵味。[/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当我的浙派边款刻到一定程度后，老师开始教我刻他一生的得意之作——单刀爨宝子边款。老师的这一边款创新的确为印坛一绝。汪老师第一次单刀刻爨体是1965年2月2日，大年初一，为汪乐夏刻“登安六十岁后作”（1.5×1.5×7.2公分白文）补款：[/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犹子立爱喜治印，从予函授，令其先摹汉印，日有进境。此为学刻一年之创作，篆稿数易，磨刻十余次，用心良苦，因缀数言代呈登师教正。即乞哂纳。乙巳岁朝开年并记。”[/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这方印首次用单刀刻爨体边款，自然流畅，浑穆苍茫，仿佛就是一幅缩小魏碑碑文。如果不是亲眼看老师镌刻，很难相信此款是出自单刀。2001年5月老师针对1986年10月李海编辑的《汪新士金石书画选辑》第55页收录的印及边款，回忆并用钢笔写下：“1964年，我要侄儿汪乐夏给韩老刻方印，‘登安六十岁后作’，刻好后，将石章寄给我修改。改后为他代刻边款：登安太师训诲。甲辰冬汪立爱学刻。1965年2月，我加上了题跋：试用爨宝子碑笔意刻款。这是我第一次刻爨宝子边款。”现在我们从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汪新士篆刻书法集》中可以读到汪老师1965年刻瓦以及后来的许多爨体刻款。爨宝边款是汪老师对边款艺术中的一大发展和贡献。[/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老师教我刻爨体边款步骤与学浙派边款步骤一样，老师先在纸上双勾点、横、撇、捺、勾等笔画，然后标上运刀的走向，再在石章上示范。具体方法是：先将所刻文字用墨笔写在石上，也就是将浙派边款笔划大小长短粗细不同的三角形变成大小、长短、粗细不同的长方形、矩形或粗细的三角形。执刀不变，同样以石就刀，多数时候把这些笔划当成横划来刻。撇捺有点不同，稍有隶意。起笔的横画左下斜切，接着刀锋向内左转，一笔结束时刀锋再向左转85-90度切。单刀一刀完成。若是点画，起刀、运刀一样，只是收刀左转约40度不等，变成粗犷的三角形。老师使用的这种将每字分解传授的方法，使我很快就掌握刻法。后来我摹仿老师的爨体边款刻了“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朱文印边款（为荀子《劝学篇》全文）和“家书抵万金”的边款，立即得了社会认可，并被收如《中国历代书法家辞典》等文书，许多人对我说：“你把汪老的这绝活学到手了。”其实我刻的只是形似，老师的边款的章法、刀法、韵味我并没达到。[/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后来，当老师听说我的边款与老师的边款有些“乱真”后，对我说：“学刻别的人的东西并不难，刻出自己的风格最难。”这种形式的边款，今后不必多刻，我是教你掌握如何镌刻魏碑边款。你要走自己的路，多写魏碑。后来我就完全放弃了老师的那种刻法，从魏碑，特别是墓志铭寻找出路。这些年来，老师的教诲时常在我脑海萦绕，渐渐地，我的边款的面貌与老师的边款风格远了，与别人的边款风格也远了。[/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开 卷 有 益[/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在我学习篆刻有一定起色之后，汪老师对我说：“你这几年要把大部分钱用来买书，趁你年轻的时候多读点书，对今后的创作有用。”老师常给我开书单，他给我开的得第一张购书单我至今还保存着，上面有《篆刻学》、《历代书法论文选》、《十钟山房印举》、《故宫博物馆藏古玺印》、《上海博物院藏印选》、《西泠八大家印谱》、《明清流派印谱》、《清人篆隶字汇》、《汉印文字征》、《书法自学丛帖》、《缪篆分韵》、《说文解字》、《古代汉语》以及邓石如、吴让之、杨沂孙、吴昌硕、王福庵等人的书法集和数十种印谱等，并要我订阅《书法》、《书法研究》、《书与画》、《西泠艺丛》、《书法报》等报刊。开始是老师开书单，后来我对书也渐渐感兴趣了，不到两年，一个大书柜装满了书。原来是缺书读，现在是书读不完，怎么办？我问汪老师。老师说：开卷有益、精读多思。你平时上班空余时间翻翻印谱、报刊，先看看目录、序言，这叫浏览；如果你觉得某本书很好，对你的路子，你就花时间认真细读，这叫精读。读的过程中要划杠杠、做记号，做笔记，甚至写札记，写札记是思考的结果，这个过程叫精读多思。[/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关于读书，有一个故事：一天，我在沙市买书时，在书店见到了一位曾经卖给我许多旧书的书商，自称为“收藏家”，他那天又带来了好多旧书，他说，这些书其实是新书，没翻过，只是颜色，装帧差一点。1元左右一本。有卢梭的《忏悔录》（上、下）、《爱弥儿》，《梵高传》，黑格尔的《美学》四卷以及10余本西方哲学著作和名著，我说：“我全买下，能否便宜一点？”他说：“只能按书原价，不能再便宜，这些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现在印的这些书比这贵5—6倍。”这些书好象也从没动过。我不解地问这位收藏家说为什么没看？ 为什么要卖？他说现在有新版的书，装帖更考究，至于自己要看书都是到图书馆借。所以这些书大都是崭新的，并说自己的钱几乎全花在藏书上了。我当时听了好羡慕。回来后我进监内讲给汪老师听。老师听后顿时哈哈大笑。我问老师笑什么？老师说：“这人不是收藏家，也不是商人，更不是读书人。收藏家，书是版本越老越珍贵；商人的话，他要亏血本。这些书不读，当然不是读书人；他说所读的书是从图书馆借的，这更是骗人。这是读书人做的事吗？这是典型的图虚荣的人。”这件事及老师对我讲的这番话，对我影响甚深。我现在养成了一种读书思考的习惯。20多年来我做读书卡片13600多张，分成大小上百个类，装进200个档案盒里。[/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我读书谱、刻印、写字，我还有家庭，虽说我那时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上，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工作。当时我担任监狱统计，除了每月的报表按时、保质完成及完成领导交给的其他任务外，我还喜欢写统计经济方面的分析文章，其间有10多篇文章在省监狱局《育新通讯》（现改为《监狱工作研究》）上发表。我时常想，我不能因为学习而影响工作，我要对得起工资，对得起关心、支持、理解我学习篆刻的领导和同事。我因工作努力，每年被评为单位先进个人和省监狱局统计先进工作者。[/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后来我的篆刻习作也开始入选地、省、全国及国际性举办的书法篆刻展览，后来连续几年间我的篆刻作品在《爱国杯》、《屈原杯》、《理想》等国际性、全国性书法大奖赛中六次荣获金奖，《湖北省书法大赛》湖北第一届书展现场比赛和“湖北省第二届书法篆刻展评一等奖”，司法部金剑文化工程艺术奖。我加入了省书协、省书画研究会，加入了中国书协，加上我协助汪老师举办书法篆刻讲习班，我在监狱内外已小有名气。后来我还被评为荆州监狱“十佳青年”。再后来，我连续当了上荆州（原江陵县）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后来我因工作需要调到武省监狱管理局工作，1987年获司法捕先进个人金质奖章。我的名字和作品也出现在报上，并被收入《中国美术年鉴》、《中国印学年鉴》、《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中国当代书法家大辞典》、《中国古今书法家辞典》、《中国当代青年名人辞典》、《中国之最》，多次为中央、省（市）领导、书画名家和港、澳、台及外国友人治印。篆刻、书法、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助 师 创 社[/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汪老师第一次对我提出出狱后在荆州古城创建南纪印社是1983年8月20日，那天是星期日。清早，我带着汪老师应林乾良先生之请，嘱我代为篆刻的朱文“林”字印章送进狱中的老师修改。老师说：“等我出狱后，在荆州古城创建一个印社。因荆州古城位于楚国郢都纪南故城之南，并且《诗经·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句，所以取名为‘南纪印社’，你觉得这个社名怎么样？”其实当时我对这些并不太懂，但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并说荆州城南门叫南纪门，正好也符合此意。就这样印社的筹备工作从这天开始了，于是我便帮老师找来有关这方的资料和书籍，送给狱中的老师参阅，并拜访有关名家或写信与外面的有关人员联系，寻求支持。[/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创社谈何容易！老师离出狱还有三年多，他身体那么差，我真担心他熬不到出狱。有一次，我的这种忧虑与担心可能被老师察觉到了，老师在狱中笑着对我说：“我不会死的，老天会保佑我。”我赶忙解释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老天对老师够不公平的了，下放、批斗，错划为“右派”、“反革命”，并且两次坐牢，但我从老师平日的言谈中了解到，他从没有向命运屈服，也从没有放弃手中的铁笔。每当我想起老师曾在狱中用钢笔在一张报表反面写的“坎坷半生知己少”、“奠祭无忘告乃师”这些话时，顿时会生起一种莫名的心酸。我常常在内心祈祷：老师，您一定不会死在牢里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尽快使您提前出狱。[/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为了老师早日出狱，我和许多学员一再写上访、打报告，帮助老师申诉，争取法院改判。另一方面争取假释，我找过荆州地区政法委和公、检、法等部门，找过荆州地委、行署有关领导，多次反映老师为荆州培养书法篆刻人才的情况及表现。当时我的许多亲朋好友得知我为了老师提前出狱而四处奔走时，劝我不要把他提前弄出狱，说什么“汪老师出狱了，他不可能再这样每天花十多个小时手把手教你了”。但当时我想的不是这些，我对他们说：“就是汪老师今后不再教我，我也要尽快把他弄出来，哪怕是早一年、早一月、早一天，否则他会病死在牢里。”后来在地区政法委和荆州监狱等领导的关怀下，老师提前两年多出狱。的确，老师出狱后没有像在牢里面那样经常教我，但我从不后悔。[/size][/font]
[size=3][font=宋体]说起“老天保佑”，我便想起了老师出狱后，他的同宗、同乡、同学汪逸羽老先生在《汪新士篆刻书法集》的《序》中的一首诗：[/font][font=楷体_GB2312]“犹怜少小娱亲情，发白归来吊祖庭。瓦破砖残书散尽，天留铁笔继西泠。”[/font][font=宋体]我常想，如果老师不是坐牢，也许在外边早就被整死了，所以说老天还是有眼，还是将他留下来，让他把一身的绝技传给他的弟子们。[/font][/size]
[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印社筹备期间，汪老师亲自草拟南纪印社《启事》，我负责向全国各地印发邀请函。此举为海内外同道所推崇，视其为当今书法篆刻界的一大盛事。沙孟海、吴丈蜀、谭建丞、邓少峰、钱君匋、王遐举、陈大羽、颜家龙、叶一苇、刘江、林乾良、王京盙、陈振濂及香港的佘雪曼等书法篆刻界名家纷纷来电或致函，或赠联题诗相贺。[/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4[/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12月27日，经湖北省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批准，汪老师获得假释。假释当天，老师就住在我家。之前我已通知师兄弟李海、江传国、马在新、宋良美等在我们家聚会为老师接风庆祝。当天晚上，老师宣布南纪印社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创办南纪印社讲了自已的想法和如何筹备等事宜，由我和江传国负责组织、联络。李海筹备成立大会。1986年12月26日，在荆州城文宝斋召开了南纪印社成立大会，选举汪新士为社长，我和杨随震先生为副社长，鲁家雄为秘书长，江传国、李海、戴诗春为副秘书长。那天正好是老师正式自由的第一天。印社成立后，我利用工作之便，负责办理印社的常务工作。[/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南纪印社成立后，在汪新士社长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活动。50名社员中有5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0名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8名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12名加入湖北省书画研究会，不少社员的作品多次参加省级、国家级及国际性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和比赛并获奖。印社与全国兄弟社团交往密切，《当代印社志》序言中记载：“湖北南纪印社成立仅五年，组织社员参加过近40次各种类型的国内国际展赛，是国内印社参展最多的单位之一，不少作品入选篆刻专辑和辞典。”由于南纪印社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成为荆州地区一个重要的艺术团体，因此受到了荆州地委宣传部、地区文联、地区民政局等部门的高度重视。[/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南纪印社的创建到成立与全国其他兄弟印社一样，在民政局办理了登记手续。时任中共荆州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周祖元于1991年元月14日正式在《关于申请批准南纪印社为地区一级社团的报告》上签批：“请韩主席（韩晏清：时任荆州地区文联主席）、徐月波同志（时任荆州地区书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地区群艺馆馆长）主持，组织政治性强的同志对该社几年来的工作认真考核，在考核的基础上再经研究是否承认其组织形式问题。”徐月波同志亲笔写了三页纸的《关于南纪印社的审查报告》。1991年2月26日周祖元部长在此报告上签批：“按有关规定办理登记手续。”韩晏清主席2月27日签批：“根据书协的考查和地委宣传部领导的审查意见，文联同意南纪印社向民政局申请登记，成为一个正式的群众性学术性文艺社团。”这样南纪印社由地委宣传部主管，业务主管部门是荆州地区群众艺术馆，办公地点在荆州地区工人文化宫。1991年2月28日，荆州地区民政局正式批准南纪印社成为荆州地区一级艺术创作理论研究团体。创社社长汪新士老师主持召开常务会议，提出自己年事已高，加上要去南方办学，不宜再担任社长，提出由我担任第二任社长，并为印社法人。[/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92[/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3月26日，南纪印社召开社员大会，我正式当选为第二任社长。虽然我接任了社长，但印社的每一件大事我都及时向创社社长汪老师请示汇报。1995年1月，原荆州地区和沙市市合并为荆沙市，印社改选，我再次当选为第三任社长直至1997年，后来我因工作需要，从荆州调到武汉工作两年有余，于是我提出辞去南纪印社社长一职并推荐新社长经老师同意，由杨随震先生担任第四任社长，再后马在新先生担任第五任社长至今。[/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汪老虽说年事已高，但南纪印社的每次重大活动，他都亲临指导，常从千里之外的海南、西安、深圳赶到荆州。我记得南经印社成立十周年庆典时，特地从深圳回来出席盛况空前的庆祝大会。荆州市副市长谢作达，市人大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蒋仁舜，市委统计部副部长许汝忠以及省文化局局长、文联主席、市民政局副局长等领导出席了庆祝大会。当主持人鲁家雄（时任南纪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突然要我与马在新在会场前各举起他为汪老师照的巨幅彩色照片，然后请老师讲话时，老师在主席台了站起老泪纵横，嘴唇颤抖，好一会儿才讲出话来，老师说：“南纪印社”在荆州市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体社员们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回忆创办、发展历程，怎么不叫人激动......”全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我协助汪新士老师在监狱里策划、筹备的南纪印社这个艺术社团，今天已成为荆州市一支最具有活力的社团，她在中国印学史上自有其卓然特立的地位。[/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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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拜 谒 名 家[/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汪老师在艺术追求上，不仅对传统各家各派进行全面吸收，而且在拜师学艺上，从来就没有门户之见。汪老师曾从舅父、书画大家余绍宋学习书法，后拜书法篆刻名家韩登安、王福庵、唐醉石、丁辅之、马公愚为师学习篆刻。并能薪传师法，创造出独具个性的篆刻书法作品。他的这一品德与胸怀不仅使自己一生受益不尽，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弟子们。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当时我在狱中向汪老师学艺时，老师就多次对我讲：“你若想成大家，必须全面吸收，摒弃门户之见，各家各派都要潜心学习。吴昌硕诗云：‘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通。’你不仅要学习篆刻、书法，还要学习诗文、绘画、美学、哲学。就篆刻而论，你在学习秦汉印的同时还要学习历代各派，并且还要吸收现代各家的优点。希望你明白此意。”[/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有一天汪老师对我说：“吴老是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大家。你若有机会接近吴老，可以向吴老学习书法、诗文。”老师说他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吴丈蜀先生著的《诗词曲格律讲话》，并从《中国书法》、《书法报》等报刊上读到其诗文、书法作品及理论文章。还说吴老是当代学者，其诗文、书法、人品都具个性，鼓励我去拜谒吴老。我对老师说：“吴老名气太大，我想见，但又有点害怕。”汪老师听后发了脾气：“没有出息！吴丈蜀么样，吴昌硕又么样，你连见他们的勇气都没有，还学艺干吗？”然后一声叹息。我当时被训得面红耳赤。[/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第二天，我鼓起勇气，摹仿黄牧甫的印章风格为吴老治了两方印，一方白文“吴丈蜀印”，一方朱文“恂子诗词”，并刻上了边款。1984年4月25日，我借去山西太原参加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职工业余书法美术作品展”开幕式途经武汉的机会，带着习作《昌盛印稿》和为吴老刻的两方印到武昌东湖路20号拜见吴老。当时，吴老的原配夫人（师母）说：“吴老开会去了，你下午6点钟再来见吴老。”当我下午6时准时到吴老家时，吴老正坐在沙发上翻阅我的印稿。吴老非常认真地将印稿看了两遍后说：“你的边款比印章刻得好，边款湖北第一，湖北第一（当时吴老尚未见过汪老师刻的边款），但印章有些呆板，缺乏情趣，与我的书法风格不相符。”然后吴老仔细询问了汪开年先生是谁、近况怎样。我详细地向吴老介绍了我在监狱向汪老师学习书法篆刻的经过以及汪老师的生活情况。后来，我每次见到吴老时，吴老总要问：“汪老师现在还好吗？代我问汪老师好。”那天吴老与我谈了近5个小时，吴老还谈到了作品应具有个性、书卷气，千万别赶时髦，并在《昌盛印稿》扉页上赐题诗一首：[/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一钩一画有师承，展卷纷披入目清。镌罢还须多读览，他时自可继西泠。[/size][/font][font=黑体][size=12pt]——[/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甲子初冬，题昌君少军印稿，吴丈蜀。”[/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吴老告诫我要用三分时间写字、刻印，七分时间去博览精读，这样对提高各方面的修养，丰富创作意识大有益处。与吴老第一次相见，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令我终生难忘。吴老并不是我以前想象的那种难以接近的人，而是一位没有一点架子、具有十足的学者风度而又十分风趣、平易近人的长者。[/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回到荆州后，我向汪老师讲述了拜见吴老的经过，汪老师十分欣喜，立即以吴老原韵和诗一首：“[/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一言一字见真情，指引前程爱后生。不负春风滋雨露，声清老凤胜西泠[/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并用正草隶篆四体书成，诗序曰：“[/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岁在甲子十月二十九，昌盛仁弟赴太原参加展览，道经武汉，仰慕吴恂老大名，乃特造府叩谒，以遂‘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素望也。荷蒙不以驽下见弃，教诲指引，谆谆切切，并赐题七绝一首以勖之[/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拜读华章，春风化雨之情跃然纸上。感而谨用原韵奉和以谢长者之垂注，前辈之奖掖也。他日果如所期，幸得继承西泠衣钵，更发扬而光大之，则恂老之恩泽不可忘耳。昌盛其勉乎哉！是为序。”诗后题记：“一九八五年元旦，久雨初霁，旭日临窗，精神发越，喜为茂之贤契以符‘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之义，以示纪念之意云耳。锲镂老人撰书并记。” [/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从此，我不论是在荆州，还是后来调到武汉，经常出入吴老家，聆听他老人家关于诗词、书画及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教诲。吴老还常为我修改诗文。我成为了吴老的入室弟子。[/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汪老师曾多次对我说，篆刻、书法学习到一定程度后还要学习绘画。绘画是我从小的爱好，而且想当画家是我的理想。虽说近20年来我很少动笔学习绘画，但从没放弃对绘画理论的学习和对绘画作品的研读。我从写字、刻印中也渐渐体会到这些功夫与绘画有关。2001年6月，汪老师从深圳回汉，我把想拜著名画家、湖北美术院院长陈立言先生学画的想法告诉老师，并决定7月3日在湖北美术院正式拜师，请汪老师参加，以作见证。汪老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当即在四尺整宣上题写“游于艺”大篆一幅，款曰：“二00一年七月三日，昌少军承李捍城先生引荐，结识著名画家陈立言先生。幸蒙不以驽下见弃，收为及门弟子。少军贤契以喜讯见告，因题此三字勉之。岁次辛巳仲夏，西泠汪新士并记于武昌，时年七十又九。”钤有“汪新士印”（白文）、“不舍翁”（朱文）、书篆引首印：“无际老人”（古玺朱文），题款引首印“养气斋”（圆朱文）。后来陈立言老师临时接通知赴上海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拜师仪式因此推迟。两天后汪老师返回深圳。没想到，两个月后汪老师在深圳病逝，两位老师终没能见上一面。每谈及此，陈老师无不深感遗憾与惋惜。[/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2003[/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2月25日，中华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美学家刘纲纪前辈出任湖北中流印社艺术总指导。我有幸有更多的机会与时间聆听刘教授有关美学理论、美术创作理论及艺术理论的教诲。汪老师生前曾多次向我谈到刘教授在美学、哲学领域里的贡献。若是汪老师在天上知道，也会为我高兴的。[/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三 日 不 见[/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我与老师“三日不见”，因为我要汪老师帮助我拟篆稿而起。[/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汪老师平时教学极严，我每欲想“创作”，老师总是说：“先临摹古印打基础，少谈创作。”因此，我不敢逾越半步。即使开始偶有创作，也大多是我拟初稿，老师再帮助修改，认可后方才上石。我在为去拜谒吴老而为吴老摹仿黄牧甫印风所刻“吴丈蜀印”（白文）、“恂子诗词”（朱文）二印时，我写了数遍印稿，送给老师指教，老师看后淡淡地说：“你自己觉得可以就行了。”当时，我感到十分惊奇。平日，我每临摹一方印，老师总是认真批阅，精心修改。可今天怎么了？我有点不知所然，但又不敢作声，只好不高兴地从狱内回到家里，当晚便将这两方印刻成。到第二天中午，我再次进狱内，将印章与印蜕送上，想请汪老师指教，老师看后说：“还可以。”我说：“您能否在印章上用钢笔写上边款，我再刻？”因为以前都是这样，所以我这样说。谁知老师突然脸色一变，说：“你自己写，我没时间。”这下我也急了，便说：“您不愿写就算了，何必发这么大火！”当时，老师气得说不出话来，嘴唇都在颤抖。我气呼呼地拿着印石离开了老师。[/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之后的两天两夜，我想了许多。老师原来对我不是这样的呀！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冒犯了老师？我这又不是给一般人刻的，是给大名家吴丈蜀先生刻的，老师为什么不帮忙？我心里乱糟糟的，吃不香，睡不着。到了第三天，我实在是耐不住了，一上班，我便进监狱去见老师。我进监门时，老师的一位狱友在监内门前站着，见到我急忙说：“昌干事，汪老师想见你，他病了两天，特托我在这里找熟悉的民警转告你。”我说，我正是去找汪老师的。[/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当我见到老师时，他刚起床，身体十分虚弱，干瘦得连风都能吹走。老师见到我便问：“你给吴老的印的边款刻好没有？”我连忙从衣袋里拿出用小笔记本夹着的边款拓片递给老师看，老师看后说：“好、刻得好。”这两方边款，就是我1984年9月25日拜见吴老时，吴老对我说的“边款比印章刻得好，你的边款湖北第一”那两方边款。[/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从此以后，我无论是摹刻还是创作，再也不敢要老师给我在石章上写边款了，老师也再没有提及此事。[/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6[/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9月，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在应山县三潭天然公园举办“湖北省首届中青年书法家研修班”。同道们相互求书索印，不到10天，我竟收到56方印石。时间过去一半，但印章只刻了不到三分之一。为了完成任务，迫使我不得不加快速度，一反常态，改过去多切少冲且慢的刀法为快切快冲、冲切并用的刀法，力求把过去摹仿邓石如、吴让之、浙派、赵之谦、吴昌硕、王福庵、唐醉石、来楚生以及汪老师的刀法熔入进去。因此后段时期刻的朱、白文印，大多来不及注意小节，修饰边幅。我把所刻印全部钤在连史纸上，一式两份。过后细心观看，发现这后刻的一些印虽有些粗糙，但也倒有点新面目，别具情趣。[/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我从应山回荆州途经武汉时，李海兄先我半天来到武昌。他说汪老师就住在武昌大东门附近一亲戚家。我把这56方印蜕呈上请汪老师赐教。当天晚上，我和李海兄在外边谈心。李海兄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老师看了你在应山刻的印稿后，格外高兴，老师连声说：‘昌少军可以自立了，昌少军可以自立了。’我听后，简直不敢相信李海兄说的话。我激动地问他：“这是真的吗？”因为这些年来，老师很少表扬我，这可是老师对我的篆刻的第一次认可。平日老师说得最好的鼓励的话是“还可以”。[b][/b][/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那天晚上我与李海兄谈到转钟。他还告诉我一个秘密：“老师今天跟我说，他在监狱里曾拒绝给你修改你为吴（丈蜀）老刻印的印稿和写边款，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不知道。”“老师说你依赖性太强，久而久之，就没长劲，而且这是你去拜访吴老，如果是老师帮助刻的，也就没有意义了。”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惭愧，同时从心底里感激老师教诲我的苦心。[/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相 聚 北 京[/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7[/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5月1日，我接到由《光明日报》、《华声报》、《团结报》、《中国文化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爱国杯”海内外书法篆刻大奖赛组委会发来的两份电报，一份通知我获得一等奖（1987年、1988年这两年我有幸获得全国、国际性大赛六个一等奖），要我5月4日到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颁奖大会，一份是给单位发的贺电。接到这两份电报，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该大赛评委主任是中国书协第一、二任主席舒同和启功先生，评委大多数是书法界名家，如沙孟海、林散之、赵朴初、唐云、王遐举、沈鹏、顿立夫等先生，再加上我开始创作命题印章时，《人民日报》刊登的这则消息离大赛征稿截止时间只有9天，还是同事们反复鼓励我参加的。我用在应山修班上的刻印方法篆刻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8方朱、白文印，大多用冲刀急就而成，并都署上了边款，在截稿的当天我才寄出。[/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当时，汪老师在西安讲学已有半年，我把这个获奖的消息用电报告诉了老师，老师接到电报时已是5月3日，当我和我夫人冯平在北京西站接到汪老师时，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后来才知道老师是连夜乘火车赶到北京参加颁奖大会的。毕竟汪老师年事已高，而且正在患感冒。[/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颁奖大会于1987年5月4日上午9时在北京音乐堂隆重举行。5月5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10多家新闻单位对此大赛作了报道。本次大奖赛参赛作者一万多名，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美国、加拿大、葡萄牙、英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法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全部参赛作品经过三次遴选，最后由评委投票确定，共评出一等奖12名，其中篆刻2名；二等奖19名；三等奖100名；优秀奖1000名。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宋任穷为我颁发金杯和证书时，我看到台下的老师十分激动，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发奖后，中央领导宋任穷、杨静仁、吕正操、平杰三、张国基和中国法家协会主席舒同及部分评委同我们合影留念。[/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中午，“爱国杯”组委会举行了盛大的午宴，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夫人是这次大奖赛文艺晚会的节目主持人，正好与我们夫妇及汪老师同桌就餐。回到西单宾馆后，组委会负责人嘱我为有关领导及姜昆等同志各刻一方印，刻完后我有点得意，请汪老师赐教，汪老师看后只说了一句话：“印章火气大了点，要多读多临秦汉印。”我记得我当时有点不高兴，但没有表露。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老师的话常在我脑海里想起，等到我临刻古印近700方后，才慢慢体会到汪老师话的含义。汪老师对学生历来都是非常严格的，正因为这种严格的训练，才使我终于得到了老师的真传。[/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在北京与老师相聚十分快乐。我和冯平是第一次上北京，汪老师也是30多年没去北京了。北京这座雄伟、博大、古老而又新型的大都市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师徒。我们陪老师看故宫，游天坛，爬长城，逛颐和园，吃烤鸭，照合影，并随老师走亲访友，好不快乐。虽然后来我又多次去北京，但都没有这次对北京的印象深刻。[/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同 台 赛 艺[/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1987[/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11月，接湖北书法大赛组委会通知，我和汪老师作为荆州地区代表队篆刻参赛者同其他10名书法参赛者来到省城武昌水果湖游乐园，参加了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举行的首届“湖北书法大赛”现场决赛。这次篆刻现场决赛是限时命题比赛，篆刻命题为“勇猛精进”、“埋头苦干”，参赛者任选一题作为篆刻印文，时间一小时。[/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真是无巧不成书，通过组委会组织的随机抽签，我与一名师兄弟宋良美（代表荆门市参加决赛）和汪老师分在一个比赛桌台。中间是汪老师，右边是宋良美、左边是我。比赛哨声一响，我们师徒三人便同其他20余名篆刻决赛选手开始了紧张的比赛，只听见刀石嚓嚓地响，只知道我们的周边站着评委，围满了观众。后来有人讲，甚至有人站在板凳上来看我们师徒同台比赛。我的选题是“埋头苦干”，汪老师的选题为“勇猛精进”，都刻白文。我从磨石、篆稿、上石、镌印到刻款、拓款、钤印全过程共花了45分钟，第一个交卷。比赛结束后，大赛组委会在洪山礼堂宣布，我获得大赛唯一的一个篆刻一等奖。汪老师获得特别奖。后来才得知，大赛组织委会鉴于汪老师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便作为大赛评委们的待遇颁发了特别奖。女画家陈秀英速写并拍摄了这一值得纪念的场面。[/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回到荆州后，地区文联举行庆功酒会，本次领队徐月波先生在酒席上风趣地说：“师徒同台竞赛，一决高下，古今少见。”汪老师随即风趣地说：“我的学生比我刻得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博得大家一阵笑声。[/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为了这次比赛，老师嘱咐我作精心准备，我带到赛场的工具如刻刀、砂纸、白芨、拓包等50余种。老师在临比赛之前再次叮嘱我，要胆大、心细、赛出成绩、赛出水平。[/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大赛组委会秘书长、评委会副主任徐本一先生以拾禾笔名在1988年1月13日《书法报》第一版发表题为《高山仰止健步登楼——一九八七年湖北省书法大赛随笔》一文，文中写道：“青年组昌少军也是披挂甲胄闯关的金石小将，篆刻作品获得1987年《光明日报》等单位举办的首届“爱国杯”海内外书法篆刻大奖赛金奖，其朱痕劲健振扬，白文严密浑穆苍茫，善以巧构追求灵动之象。”[b][/b][/size][/font]
[b][font=宋体][size=12pt]、[/size][/font][/b][font=宋体][size=12pt][/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中 锋 滚 刀[/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汪老师常对我说：“篆刻不继承传统，为无源之水；但食古不化，只是印奴而已。”并特别告诫说：“不要学时人，尤其不能学我。”老师还在我的《昌盛篆刻集》序言中指出：“应以古为师，固其基石；印外求印，期在别开生面也。”我在向汪老师学习的同时，也经常到武汉吴丈蜀老师家中，聆听教诲。这两位恩师指导我熟练掌握各种金石文字，触类旁通，取精用宏，以书入印，善加变化。刻印之余，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探本溯源、研读印谱、印学论文和诗词上，甚至从音乐舞蹈中找感觉。我曾看到一位同事不满四岁的小孩写写字，字迹幼稚神气，看上去似与篆文有些相似。后来我征得家长同意，常用笔和本换回一些小孩的写字本，细心思考，力求把这种童趣运用到自己的篆刻创作中。我还从前人把三代吉金、秦诏汉器、泉布瓦甓、镜铭碑额等文字吸收化用到篆刻创作中加以思考，细心体会汪老师给我讲的“只有印外求印，才能开拓印学的领域和意境”之意。后来我又看到了江陵出土的楚简，那自然纯朴之美，开拓了我的视野。吴（丈蜀）老曾送给我一幅他为全国二届书展所撰书的调寄《行香子》书法作品，词中“善承传统，以法创新”两句，汪老师要我分治为印，铭诸座右。老师的教诲，使我蒙发了求变的念头。[/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那是在1987年3月，我准备一件参加全国书法篆刻大赛的作品。一连十多天，上班前刻，下班后磨掉再刻。好几天晚上都刻到转钟，谁知越刻越糟糕，我几次扔掉石头，又无奈地捡回来磨掉重刻，甚至半夜起来再刻。就这样一直刻到超过了截稿时间，还是不满意。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创新的艰辛。后来，我妻子冯平对我说：“这次参赛就算了，休息两天再刻。”我听了她的话。两天后，我换上了原先用过的一把刀杆长9.5公分、0.8公分见方、既短又钝的刀。这把刀是汪老师用合金钢自制送给我的，因为用的时间较长、刻了磨、磨了刻，刀杆自然变短了，后来我很少用此刀。[/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因为刀杆短，我将刀的顶端放在食指与手背交界处，并以此为轴心，刻印时单刀用力并捻动刀杆快速前进。刻出的线条钤在纸上浑穆朴拙。我感到十分发惊讶：这不就如书法中锋用笔吗？我想，书法既然有偏锋和中锋用笔，那么刻印也应该有偏锋和中锋用刀。于是，我用这种刀法不到5分钟就刻出一方“字林之侠客”的白文印，线条自然苍莽，无须修改。过去，刻出类似这种效果的印，要刻无数刀，还得用敲打、切削的方法处理，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把这种刀法取名为“中锋滚刀”。第二天，我特地到荆州城南门外李海师兄家中，向老师汇报这种刀法。谁知老师听后不以为然，说：“前人谈论的刀法很多，常见的“十三种”刀法，如正入正刀法、单入正刀法、双入正刀法、冲刀法、涩刀法、迟刀法、轻刀法、埋刀法、舞刀法、复刀法、留刀法、切刀法、平刀法等，已经给人弄糊涂了，你还再弄出一个什么‘中锋滚刀’来。”我再多说也没用，老师还是不予认可。[/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9[/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3月，我用此刀法又刻了“仙桃昌少军章”等四印。一天，汪老师来到我家，老师刚坐到沙发上，我便蹲在老师面前，拿起印石与刻刀，在沙发的扶手上刻给老师看，老师戴上老花镜很认真地看着。很快，两笔白文和两笔朱文线条刻成了。我对老师说：“这种线条过去要用无数切刀才能刻出来，现在白文只需一刀，朱文只需两刀，而且线条自然、富有质感，使单刀达到了双刀难以达到的效果。”我将刚刻的线条涂上石粉，并拿出“仙桃昌少军章”、“字林之侠客”等印蜕一并请老师赐教。我说：“这种用刀就是在您教我刻印时在转角处轻轻摇一摇的基础上加力、加速而体会出来的。”老师要我拿来放大镜，在反复观看了石刻和印蜕后，又要我将刚刻的线条钤在纸上。“好，中锋用刀，有道理。”的确，这种刀法一改我过去刻印“磨、做、削”之弊，治印如同写字，单刀直入，运刀时撑握好使刀力量的大小、速度的快慢以求得变化，使单刀达到了双刀难以达到的浑穆苍茫之境界。[/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2002[/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5月的一天，师弟蒋圣虎来电话，说左绪众从潜江来武汉，约我到他家一聚。谈到高兴处，圣虎把别人写给他的数十封书信搬出来给我们看。我意外地读到1991年6月28日左绪众给蒋圣虎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汪新士曾这样说：齐白石五十年能变，韩天衡十五年变，而昌少军五年就变。”[/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2002[/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10月8日，师兄鲁家雄在寄给我关于汪老师的《年谱》资料时附上一信，信中也谈到“中锋滚刀”：“关于你的‘中锋滚刀处理法’，汪老师1992年在海南三亚曾十分认真地向我作过介绍。他先讲你的应山之行，再讲你们在三人（汪老师、昌少军、宗良美）在武汉参加比赛，受到全场瞩目，你获唯一一个一等奖。他说你当时完全利用中锋滚刀法才获成功。他还说，在那之前，他对你的所谓‘滚刀法’是不太承认、不太在意的。但随着你坚持用自创之法投入创作，并在全国频频获奖，尤其是武汉比赛，他算真正明白了篆刻创新的重要。他感慨地对我说：‘如果少军不出新法，始终停留在我的方法上，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可见他对你创造的‘中锋滚刀法’是充分肯定的。……”这些话汪老师没对我说过，但我知道这是老师对我求变的认可与鼓励。[/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我的另一位恩师吴丈蜀先生对我提出的“中锋滚刀”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吴老在《对昌少军同志篆刻艺术的评议意见》一文中指出：“[/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昌少军的印从布局到刀法都有来历，但决不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是推陈出新，走自己的路，所以他的作品既有传统法度，又别有新意。他所创造的新的刀法‘中锋滚刀’，单刀直入，不加修饰，纯任自然，看起来质朴无华，真率大方。更可贵的是，他的篆艺不受时下一些人抛弃传统追求险怪的影响，保持了篆刻艺术的真正价值。[/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从此，“中锋滚刀法”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1990年至1993年，我用这种刀法刻了一系列印，如“澄怀观道”（白文）、“知者乐仁者寿”（白文）、“学贵心悟”（朱文）等。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开始仿效此刀法。[/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后来我发现，用“中锋滚刀法”刻出的一些作品线条有时太碎、火气有余而蕴藉不足，于是我便开始进一步提炼加以完善。有一次，我看见小儿昌明拿着他学刻的印盖在橡皮泥上的印痕，联想到古代封泥，便用“中锋滚刀法”刻出的白文印反复试做现代封泥。我四处查找，在荆州城外发现了一种制作封泥的好原料——观音土。经过反复的摸索试验，终于探索出制作封泥的全套工序，并烧制成现代封泥。我从中领悟到了现代封泥的魅力的同时，效仿自制封泥篆刻了一批与白文风格一致的朱文印，从而完善了用中锋滚刀法刻印的技法。[/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黑体][size=12pt]师 徒 一家[/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１９８４年年底之前，虽然汪新士老师是犯人，我是监狱警察，但由于我跟随汪老师学习书法篆刻，几乎天天相聚，久而久之师徒关系犹如父子关系。我们之间有什么高兴事，都为之高兴；有什么不快乐的事；都为之不快乐。[/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老师从来都是把我当成自家人。有一天下着大雨，我进监时全身：雨衣、解放鞋硬是塞给了我。我穿40码的鞋，老师穿42码，老师又特地找其他狱友换了给我穿。我因为在狱中学艺，经常通宵达旦，来不及过早就要上班，老师总是多领一个大馒头，并分一半白米粥给我过早。当然，每逢佳节或家里有点好吃的，我就用衣袋装点带进监狱给老师改善生活。[/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2[/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1月12日，天气很冷，下着小雪。老师因为天气突然变冷患上了感冒，哮喘病发了，狱中也没什么好吃的，我便将上10多个鸡蛋装在棉裤里带进去（这些物质按照规定要放在接见室转给犯人），看望躺在病床上的老师。当我从裤包里取鸡蛋时，结果右裤包里的4个鸡蛋有两个破了，弄得满手是蛋黄、蛋青，老师见了，咳咳笑笑了好一会儿。[/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老师有一个晚睡晚起、喜欢边听收音机边创作的习惯，不知是不是因为听力不行，老师总是将收音机的音量打得很大，这是他在狱外单独住时养成的习惯。老师住在我们家时，因为前后左右都有人家住，到了晚上12点，我要老师把收音机音量调小，他老人家还真不习惯。后来，老师被师兄李海接到他家后，就比较自由了。因为李海家住在城郊，有一个四合院的平房，给汪老师专门一间房，周边人口稀少，要吵只吵李海的家人，时间长了，李海的家人也就习惯了。[/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多年来，汪老师不论是在师专或李海家住，还是去外地讲学，每隔一段时间，老师总会到我们家住些日子。每到这时，我们家便成了老师与师兄弟们聚会的场所。大家每次围一大桌，都爱吃冯平做的蒸菜，师兄弟中江传国、李海、马在新、齐义智等来得最多。小儿昌明慢慢长大后，因为我的父母亲和岳父岳母没与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昌明把汪老师当成亲爷爷。汪老师也特别喜欢昌明，一老一小经常在一块逗着玩，弄出了不少的笑话。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和汪老师一起逛沙市动物园，昌明看不到里面的小猴，汪爷爷就把昌明顶在肩上看，玩得非常快乐。[/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4[/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12月27日，汪老师被荆州地区法院判决假释，提前两年多出狱。老师出狱的当天，我将老师接到家里住下。我们就住在监狱大门斜对面汽修厂旁边，离监狱大门只有十来米。我去监狱大门口接老师时，他的光头上已长满了头发。经值班干警检查过唯一的小旧木箱后，老师便随我来到了我家。冯平特地请了半天假，并早已将简易床铺铺好，换上新的被子、床单后在家恭候老师到来。中午，知道老师这天出狱的10多名弟子在我家欢聚，由冯平下厨，为老师接风。[/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font=宋体][size=12pt]
1986[/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12月26日老师正式刑满后，因没有单位接收，他的户口就从监狱转到了我们家，这样我们家的户口上实际上有四个人，老师的户口直到2001年8月11日才转到武汉他的儿子汪迎超所在地。老师出狱后，曾在荆州东门仿古一条街设摊办学，后又受聘荆州师范专科学校讲授古代汉语和书法课，但背后总有些人说老师的不是。1988年春节茶话会上，江陵县一位副县长说汪新士如何如何。我听后立即发言：“汪老师怎么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座的哪个比汪老师好多少？”（当时有好几个师兄弟在场）说完便告辞。后来还是地委宣传部、地[/size][/font][/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区文联领导劝我留下。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听到人说汪老师坏话了。[b][/b][/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自从监狱设计室从狱内搬到狱外后，汪老师也能经常到我家来讲授篆刻，冯平也因此有机会常常在旁边观看、聆听。老师在我们家也感到自由，有时也亲自下厨房，做一餐家乡的萝卜饭。萝卜饭用一斤米、一斤肉、二斤萝卜，外加黄酒等调料，先把肉炒香后，再把萝卜和米放进去炒，然后放水焖。我们是将一个上过油漆的大空铁桶挖个风门当灶烧，老师说用棉梗烧最好。我们家当时只有木柴，当火烧不旺，一下子找不到扇子，老师便趴在地上用口吹，还一边用火钳夹着小火点烟。后来儿子昌明长到三岁时，也学着汪爷爷趴在地上吹，吹得眼泪直流，满脸炭灰。萝卜饭焖一刻钟后要操动一下，然后摸平，继续用小火焖。20分钟后，就闻到锅巴香了，把锅盖揭开，撒上葱花，再盖上锅盖，一分钟后就可以吃了。锅巴是最好吃的，每人分一份。用土灶烧的萝卜饭，吃起来特别香。吃萝卜饭一定要配吃白菜肉片汤，肉切成一片片后还要用刀背锤，老师说锤过的肉才显得鲜嫩。昌明也学着汪爷爷用手从碗中抓出生粉泡着的肉片用杆面棍锤，本来肉片裹着生粉是白色，结果被昌明锤过后，肉片变成了黑色。汪爷爷说，昌明锤的肉片最好吃，因为“糊椒粉”放得多些。老师还常对昌明说：“我们两个最好吃，因为我们都是‘小老鼠’”。我知道汪老师生于癸亥年（1923年）属猪而并不属鼠，他是为了逗小昌明高兴，才故报属鼠的，我由此深感他童心未泯。汪老师晚年授徒传艺，他的许多弟子都吃过他做的“萝卜饭”，后来在学生中流传有“谁没有吃萝卜饭，谁就不是汪老真正弟子”的玩笑话。渐渐地，冯平也学会了做萝卜饭。1987年5月在师兄鲁家雄家亲自做萝卜饭大家吃，鲁家雄夫人郭芳说“真好吃，太腻人！”[/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或许是由于耳濡目染的缘故吧，冯平也慢慢地迷上了篆刻，对印也能够看出一些门道来了，还常给我刻的印提意见。有空时他便帮我磨白芨、拓边款、钤印，渐渐地，她也拿起刻刀来。一天，冯平对我说：“我也想学篆刻。”我说：“好呀，那你就拜汪老师为师。”当我把冯平想拜师的想法告诉老师后，老师欣然答应了。春节刚过，1988年3月12日，冯平提出在家设宴并亲自下厨做了十好几个菜，举行拜师仪式，并请了好几位师兄弟作陪作证。那天，汪老师特别高兴，平时他很少喝白酒，可那一次喝了不少于二两。略有醉意的老师拿起笔为冯平赐题了“自古神州原尚赤，于今铁笔更宜坚”的隶书对联，行书题款：“[/size][/font][font=楷体_GB2312][size=12pt]冯平女弟乃昌盛贤契之爱侣，协助创作之余，亦奏刀弄石，遂喜篆刻，盖近朱者赤，潜移默化，不足为奇也。岁在戊辰初春龙年腾飞之际，设宴拜师，以表心诚并邀李海、马在新、宋良美诸弟子同饮，欢聚一堂以为见证，亦艺林盛事也。因题郭沫若诗句并缀数言记之。汪新士年六十有五。[/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冯平拜师后的数年间，常将自已的印稿呈请汪老师修改、批阅。冯平刻的“近墨者黑”、“少壮功夫老始成”、“莲花天柱”、“唯有源头活水来”、“有龙则灵”等印曾刊登在《中国书画报》上或收入《南纪印社社员作品选》，老师对她的印也时有褒奖。[/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小儿昌明自从会走路后，也总喜欢趴在汪爷爷旁边看刻印并常常学汪爷爷的刻印动作。昌明不到两岁时，有一次坐在痰盂上拿着一本小书在翻，汪老师走近一看，昌明把书拿倒了。后来好些年汪老师都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昌明4岁多时，经常帮助汪爷爷磨白芨、磨石章。汪老师刻印时也不讲究，手上、脸上常有石粉，昌明就更不用说了，脸上、头发上、衣服上到处是石粉，两个人经常你笑我，我笑你，好不快活。1989年8月，昌明满5岁时，汪爷爷正式收昌明为弟子，教他学书法。汪老师说：“我也是五岁时学写字的，书法就是要从小练起。”汪老师总是十分耐心地把着手教昌明写毛笔字。自此，我们一家人都成了汪老师的弟子。[/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一天，师兄李海当着大家打趣地对我说：“你们夫妻和儿子都是汪老师的学生，昌明是叫你爸爸？还是叫你师兄呢？”逗得汪老师及在场的学生们哄堂大笑。后来昌明要学习功课，写字刻印也就慢慢放下了。[/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2001[/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8月24日下午，我们一家三口乘火车到深圳看望汪老师并观光。25日早上7时许，陈恒到火车站接我们，我们一同来到深圳市蔡屋围老二坊一栋六单元408室，看望恩师和师母。老师和师母见到我们，异常高兴。之前老师接到电话听说我们要到深圳来，师母早就买好了菜。江传国、陈恒、周南海、王昕、易福平、翁含春等十几位师兄弟与老师聚集在一起畅谈、共饮，真是痛快。吃完午饭后已是下午1点钟了，我们一起来到了老师在深圳书城五楼M层租的摊位。这个摊位是老师卖艺收徒，收取润笔费的窗口。这时我感到有点疲倦，老师知道我有一个爱睡午觉的习惯，特地为我找来了一个活动躺椅要我休息，我要老师休息，老师说：“我不困。”其他人有的回去上班，有的去逛商店。我在躺椅上一下子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看到老师趴在玻璃柜台上也睡着了，我心里一阵阵疼痛。年近八十的老师，关怀我象关怀儿子一样。每当我想起这些，就感到老师对他的弟子的博大父爱。以前他在狱中，我在他的住处学习，时时因为太疲倦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待我醒来时，身上常盖着老师的衣服，他真正地把我当成了他的儿子。[/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
[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三 年 一 印[/size][/font][/b][/align][/align][align=center][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b][/align][/align][font=宋体][size=12pt]与老师相处，每到重要日子，老师总会主动为我题字，以示纪念。[/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3[/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10月8日是我和冯平的结婚日。老师特地以正草隶篆为我们书写四条屏，并请狱友装裱好，祝贺我们结为秦晋之好。这四条屏分别是：金石同寿，花好月圆（正书）；夫妻好合，如鼓瑟琴（草书）；相敬如宾，梁孟齐眉（隶书）；相敬相爱，白头偕老（篆书）。[/size][/font]
[font=宋体][size=12pt]1984[/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年6月，我怀孕的妻子将要分娩了。那些天，我们为给小孩取名翻遍了字典，仍没有取出一个满意的名字。我将此事告诉了在狱中的汪老师，请老师为我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汪老师很高兴地答应了。1984年8月3日下午2点多钟，我从医院回家，拿生活用品，汪老师从狱中出来到我家，臂膀下夹着用宣纸题写的字，一进门就对我说：“名字取好了，叫昌明。”我说：“好，这像是个男孩子的名字，但现在还不知道是生男还是生女呀？”老师说：“昌明，男孩女孩都能用。”于是，我带上老师题写的《昌明命名记》赶到荆州医院。下午7点10分，小孩出生，是个小子，我真是太高兴了。经医生同意，我很快见到了妻子冯平和刚出世的小昌明，我对冯平说：“儿子的名字取好了，叫昌明，字文亮，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