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9日（农历是癸亥年腊月初四），我出生在浙江嘉兴新塍的一个世代书香人家。原名文信。因《论语•卫灵公》有“信以成之”句而字成之。又《诗经》中有“福履成之”句，以及仰慕乡贤中书画篆刻家吴履，而号履庵。别署亦静居。先父讳廷沩，字韵士。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入泮，同时入泮的有张元济（菊生）等人。后父亲弃文从商，能关心邻里公益，有声于乡。我七岁被送到嘉兴念小学。读书之暇，在大人们的指点下，常常临碑摩帖，尤好北碑金石文字，喜其劲挺豪放，有笔有刀。记得在中学读书时的一次全校书法比赛中，我写了一幅掺以北碑笔意的书法作品拿去参赛，结果取得了名次，得到师长们的首肯。

1937年（丁丑），日寇南侵，自金山卫登陆。淞沪沦陷，禾城不守，遂举家避难转辗至上海租界。时至1942年（壬午）左右，我开始喜欢篆刻。学篆刻必须要看许多前人的印谱，并不断研究、借鉴。但在当时我能找到的印谱很少，记得先搞到的几本印谱，一是印刷广告宣传品上穆一龙刻的“朱子家训”，另一是石印的《诗品印谱》，还有一本是石印的《飞鸿堂印谱》残卷。后来又托人买到了上海西泠印社出版石印的《西泠八家印谱》，看到八家印后，顿觉眼界大开，遂于浙派心慕手追。平日一有空，便双勾临摹，领会其分朱布白之奥妙。然无师长指点，自觉进步不大。

1943年（癸未），我的亲戚中有一位沈姓老表兄，曾在大收藏家虚斋庞莱臣家做过事，和当时上海的一些大书画篆刻家比较熟。因见我如此嗜迷篆刻，便带我去拜访了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书法篆刻一代宗师王福厂。福师看了我双勾的八家印稿和刻印习作后，甚是嘉许，表示愿意收我做学生，我欣喜万分。以后，在福师循循善诱地引导下，我先后又大量双勾摹勒了《十钟山房印举》、《伏庐藏印》、《双虞壶斋印存》等秦汉印谱中好多印，终于窥得了秦汉印呈此精美绝伦之堂奥。在此基础上，再逐步研究以丁敬为首的西泠八家是如何继承秦汉，推陈出新，开创浙派的。与此同时，旁涉皖派诸家，承其可取之长。这段时期里，我双勾的印稿远比创作的多得多。因此，在我二十岁左右时所创作的印，于章法刀法上对前人古法已有所领略，这可能是这段时期“述而不作”的缘故吧。
观赏前人的原作印章是学习篆刻过程中，除勤奋临摹、努力创作外唯一一条“捷径”，这与书法上“观其下笔处”同样重要。我便在课余有意识地寻访书肆冷摊，购藏浙宗先贤印谱原石。然一个穷学生的经济条件毕竟有限，故我节衣缩食，尽自己最大力量去“觅宝”。记得当时去得比较多的地方是宣和印社，于是便结识了方去疾和其胞兄、印社主人方节庵。我所收藏的旧印和印谱，部分就是购于宣和印社的。在我的收藏过程中，还得到福师的帮助，或掌眼或介绍。特别难忘的是当我终于觅到赵次闲的“涤尘庐”一印时，犹如神交的挚友忽然相遇。想起学印早年，学习资料匮乏，我便留意到余绍宋编辑的《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上，它每期都有历代印章的介绍。有一期上面介绍了“涤尘庐”这方赵次闲的精心之作时，我心悟手从，双勾临刻，感受颇深。现在此印拿在手上，似有和前贤倾心谈艺之感。

1947年（丁亥），经福师推介，我加入了心仪已久的西泠印社。同时入社的有秦彦冲、叶潞渊、吴朴堂、方去疾、高式熊等人。《西泠印社志稿》卷二《志人》中记：“江文信，字成之，号履庵。嘉兴人。王禔弟子，能治印。收藏八家刻印颇富。”我知道老师的用意是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向前辈学习，不囿于一师一门，开拓视野，领略各种流派之精要。

1959年，我调入上海第三钢铁厂工作。三钢是家大厂，艺术方面的爱好者也很多。厂工会专管宣传的干部在得知了我的特长后，便请我在工余之时能去辅导，帮助他们提高书法篆刻上的素养和技艺。在画画的同时，打好书法基础，也实践一下篆刻。六十年代，中日邦交逐步开展。一次，一个日本工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要求三厂准备一份礼物。我就带领工人美术组成员刻了一套毛主席诗词《忆秦娥 • 娄山关》组印，并做成一幅印屏作为全市工人的礼物送给客人，日本朋友欣喜万分，为这份出自工人之手的高雅艺术品深深折服。

自解放前夕到1959年之间，由于建立了家庭，要为寻找工作养家糊口而四处奔走，加上政治运动不停，开会学习繁忙，故无法用心于篆刻创作，福师那里也去得很少。进了三厂后，工作上虽是安顿了，但业余时间甚少。也就在这个时期，我的恩师王福厂于1960年3月去世。我是在数月后的《新民晚报》副刊上看到一篇纪念福师的文章，才知道恩师已驾鹤西归。我黯然伤神，悲从中来。十七年来，福师面命耳提，在我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使我的艺术道路越走越宽。如今福师已去，而我将在艺路上独行，想到此地，怅然若失。没过多久，我从胡问遂那里打听到了同门吴朴堂的行踪，便与其恢复了联系，遂又经常过从，谈印论艺。

六十年代初，在上海的西泠印社社员为庆祝建社60周年，集体创作了一部《西湖胜迹印集》，参加刻印的有高洛园、马公愚、王个簃、来楚生、钱君匋、吴振平、叶潞渊、唐云、秦彦冲、吴朴堂、高式熊、方去疾和我。该谱共收录印章55方，我刻了四方。由于我在开始工作后不再用原名，而以字行。1963年，纪念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的活动通知寄到三厂，因查无“江文信”此人而退回，故我未能前去参加社庆活动。现在想来，很是遗憾。一则社庆五年举办一次，老一辈印人陆续西归；二则文革浩劫不久来袭，又有印人死于非命，前辈、知己大半凋零，再无促膝谈艺之缘了。

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了，篆刻艺术和其它传统艺术一样，被钉上“封、资、修”的招牌打入冷宫，知识分子靠边站。不久，便惊闻同门吴朴堂因受迫害自戕，年仅45岁。“讣音忽到门，哀歌起北邙。疑冰迄未泮，我意每惋伤。复念泉下人，玄珠遗海江。徒恐后学者，歧路叹亡羊。”过了一段时间，忽接方去疾来电，说朴堂家属将其一批自刻印章卖给了朵云轩，若我想收可去一看。摩挲着朴堂印章，曩时一起谈印说章之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尽管我此时境遇不佳，还是尽最大的努力，戒了烟，买下了部分印章。保存这些艺术遗产，一是后死者之责，二是为了永久的纪念。

文革后期，篆刻艺术忽又被重视，且提倡用简化字入印。在此形势下，三厂成立了工人业余刻印组。那时，篆刻创作的内容必须为政治服务，印文不是“革命样板戏”唱词，便是“批林批孔”句子。对用简化字入印，历史上虽早就有过，前人也偶而为之，然终因艺术性不高、“味道”不浓，未能成为篆刻创作的主流。这是由于简化字在造型上缺乏篆字的图画装饰美，笔划、章法较难安排；加之其入印实践少、成熟经验少，和有着数千年历史渊源，无数代人积累起来的篆字入印丰富经验无法比拟。当然通过精心安排，还是能创作出一些经得起考验的作品来。

文革结束，篆刻艺术的春天随之来临。伴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印坛开始百花争妍。我取宋人苏舜钦诗句刻了一对印，“旁观竹树回环翠”和“下视湖山表里清”，以遣我当时情怀。七十年代中后期，为修订《辞海》有关篆刻的条目，我被借到上海中国画院参与修订工作，一同工作的有叶潞渊、方去疾和韩天衡。不久，我被选为上海市第三、四届文代会代表，三厂还为我个人举办了一个篆刻艺术展览会，展出了一百多方篆刻作品，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由于篆刻艺术的不断普及，青年爱好者越来越多，就拿三厂工人业余篆刻组来讲，队伍在逐渐扩大。当然，其中大多数人是偶尔为之，以充实工余生活；也有个别青年对篆刻情有独钟，到了嗜迷地步，且长期随我左右，探究篆刻艺术。我亦乐意接受他们为学生，毫不保留地将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予以传授。经常对他们说，学习传统要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借鉴流派要心领神会、灵活应用；推陈出新要立足经典、水到渠成。汉文字本身已具备了造化美，用刀将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句）艺术化地刻在方寸之中，通过分朱布白的经营，使文字锦上添花，或壮美，或典雅，给人以赏心悦目、精神欢愉之感，这就是篆刻艺术的魅力所在。然而，“环顾世间作，瞠目不敢前。初观字倾欹，谓是法自然。继见石破碎，谓是古斓斑。或森森以立，或伋伋而拳。蛮君将姹女，起舞共翩跹。挢舌不敢下，悼心先汗颜。”好在我的学生皆恪守探究整饬工稳一路，无一野狐狂放者。

1983年，由上海《书法》杂志主办，苏州艺石斋和上海西泠印社协办的《全国篆刻征稿评比》活动开始，这也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全国性篆刻大赛，我亦准备了作品去参加。评比揭晓后，我的作品被评为一等奖（全国共十名）。在我作品中有一方“遍地英雄下夕烟”印，得到评委们全票通过，这说明传统工整的、带有浙派用刀的篆刻作品，还能得到人们的赏识，并喜闻乐见。这也是对我四十多年来探究篆刻艺术的成果，在如此大范围内的肯定。

1987年，我作为上海篆刻家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日本，同去的有蔡大抟、方去疾、方传鑫等。在日期间，受到了梅舒适、川合东皋、尾崎苍石等日本同行的热情款待，纷纷拿出他们的藏品来交流观赏。大家谈印论艺，畅抒情怀，真是其乐融融。

199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为我出版了《江成之印存》，内中收录了我四十余年来各时期的篆刻作品三百多方。没过多久，五千册书即告售罄。我的印谱受到读者如此青睐，更证实了自己的篆刻艺术观。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是多样的，平稳工致不等于平庸刻板。平稳中的细微变化，可造成大气磅礴的气势；工致间的些许率意，往往有点石成金的妙趣。近时印人随意破碎印面以为古，其实，印之古气岂在残破之中，关键在于其字法、章法是否与古人相契合，而稍用破残只是为了调理印之朱白而已。所以，我爱古人，不薄今人。同古人、今人对话是交流，同自己对话是反省。不重复自我，不束缚自我，才能不断进取。我的印谱刚出版后不久，上钢三厂的领导对艺术很是重视，特意为已退休的我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印谱首发式，邀请了上海书协的王伟平、张森、高式熊等人来参加，会上气氛非常热烈。
对于历史上印学流派，我独钟情于“西泠八家”，这可能与我艺术上的个性相合之故。长期以来，在学习、研究浙宗上积累了不少心得和体会。199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为推出“明清篆刻家丛书”，邀我为特约编辑，整理编辑了《丁敬印谱》、《赵之琛印谱》、《钱松印谱》这三本印谱，同年十月正式出版。丁敬为浙派创始人，其篆刻艺术特点是以汉印的传统程式为基础，以明代诸贤的平整大方一派为风骨，参以前人在用刀上的若干经验而创造出的一种新的具有作者个性的，然而又深得汉印精神的独特面目。其后如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齐白石等都受到丁敬法自我立的启示。赵之琛尽得各家之长，成为集浙派之大成者。他的作品章法纯正，刀法挺劲俏丽，在结构和运刀上都有很高的技巧，功力极深。尤以切玉法一种最为著名，浙派刀法也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发展丁敬所创始的浙派篆刻艺术方面，前四家以黄易为突出，后四家中当推陈曼生和赵之琛二人为代表。钱松篆刻以浑厚古朴、苍劲秀茂的气韵为主，加上博闻广见，章法与众不同，时出新意。在运刀上创造了一种切中带削、冲切结合的刀法，尤以浅刻居多。其作品金石感很强而富有韵味。他对浙派艺术的发展，有着创造性的贡献，是浙派的后劲，对后世影响极大。此三本印谱所收录的印章在数量和质量上，就目前来讲是较为详实完备的。因而，没过多久也相继售罄。
我好收藏，自年轻时开始学习篆刻，便留意收藏历代印谱和前贤遗范，虽经济条件有限，然细水长流，五十余年来旋得旋失。尽管经历了“丙午之劫”，箧中旧印总算还存几许。好的传统应代代相传，弘扬光大。我于1995年精选出百钮，由学生钤拓成谱，名为《履庵藏印选》。该谱上下二册为一部，共拓十五部，并以“嘉兴江氏成之所辑履庵藏印选之记”此十五字来分别各部之序。台湾书法篆刻名家王北岳见而好之，依原样在祖国宝岛台湾影印出版，使之在海峡两岸传播发扬。就在这一年，我荣幸地被上海市市长聘任为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98年，西泠印社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建社九十五周年大会，老少社员们相聚在西子湖畔。就在此次大会上，由于我和高式熊、方去疾（方因病未能参加）都是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的，有五十余年社龄的当时也就我们三人了，故而被印社授予“荣誉社员”称号。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固然是因自己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努力，但也离不开福师的提携，离不开印社前辈师友的奖掖。自己越来越深感有责任要将篆刻这门我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传扬后人，使之薪火不绝。我的学生们也很努力，在各次全国性的大赛中总有他们的名字，目前他们中已有二人被吸收为西泠印社社员。

光阴荏苒，今年又逢壬午。我从事篆刻艺术已整整一个甲子，参加西泠印社亦已五十五个年头了。学生们为贺我八秩之寿，把我手头尚留有的、加上向朋友那里借来的自刻印共一百六十多方，拓成了一部四册的《履庵印稿》。该谱共拓八部，并以“壬午杖朝，金石同寿”这八个字来明印谱之序。我有意将“寿”字部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其意有二：一是能让更多的篆刻爱好者或专门家看到此谱，便于共同探索篆刻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二是送“寿”给上图，祝其长长久久，金石同寿。
                                      
二零零二年九月于亦静居南窗